有些怀疑，又有些感动，忽然觉得萧宸真不容易。
天下最为难的事，莫过于让一个无比清醒理智的人，甘愿自己给自己挖一座坟墓，亲手把自己活埋。而萧宸，现在却似乎有这样的胸襟——或者傻气。
萧宸却不知道沈月榕心里在想些什么，反而继续说道：“另外那位张先生，就是被媒体捧为‘改革风云人物’的那位，则继续为[***]势力做事。他要做什么呢？一是华大教改，提为校长助理，许多人预测，很快他就是华大副校长，主导华夏的知识界，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界。他有什么改革？凡是没有在外国留过学的，没有在外国发表过论文的，不能在华大当教授，一下子把华夏大学的副教授都卡下来了。这个[***]就不是一般官员贪污，是深层次的，就是[***]利益集团要影响重大决策，需要文化买办化。
现在有钱有势人的孩子在外国留学回来，先在国家机关做司局长，三年后有了这个经历，就到跨国公司，这是一个趋势，在有些部门比如银行这样的人大量提拨，不留学的不能当干部，用轻化的名义把你去掉了。这些人是学了一些外国的模型会说外语，这样的干部能不能在要害部门，我一直反对，要害部门还有什么机密可言？毫无安全概念，盲目和国际接轨，你不要小看这位张先生设计的华夏大学教改，这套办法一旦实行，是全国推广，知识界和干部队伍全盘西化和买办化，这不叫[***]吧，但比[***]还危险，一套概念全是主张[***]有理的。”
沈月榕感觉自己有些插不上嘴，怕萧宸把自己小看了，好歹自己也是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的硕士高材生，在萧宸这样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高级领导面前，虽然肯定说不上多少话，但也不能完全不说话吧？只是这方面她还真不是很在行，搜肠刮肚想了想，才问道：“最近对国企的争论，就是郎顾之争，你是怎么看的？我感觉郎先生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呢。”
萧宸呵呵一笑，略微思索了一下，可能是组织了一下语言，这才说：“国有企业争论，其实以我的身份来说，真的不该多说，现在我也就是私底下跟你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政务院、发改委等机构的意见。”
沈月榕白了他一眼：“我又不是记者，你还怕我把你的话泄露出去呀？”
萧宸这才一笑，道：“按照最近的争论而言，我支持郎先生一下，当然我个人对郎先生既没有所谓的好感，也谈不上恶感。实际上郎先生代表了美国的中左思潮，不过在华夏经济学家反而不知道。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也是右派，他们控制华夏经济学比较危险。如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张先生的东西受到国内传媒吹捧，一小撮传媒大款把他评为改革风云人物，这是有人艹纵的。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经济学，舆论实际被极右翼的新自由主义艹纵。”
说到这里，萧宸感觉自己扯远了一点，止住话题，想了想，继续说：“这次，新自由主义想借我们中央[***]前后，中央最高领导交接的机会，策动地方政斧和金融骗子，联手吃掉国有企业，本质问题是这个问题。产权理论我也知道，国有企业效率大部分确实低，他们说的国有企业所有的毛病即使我都承认，但现在还就是不能分。先在这放着，但是不能给你。经济学家说了，效率第一。现在要改成公平第一。我们这个社会，30年提倡效率第一是有道理的，是针对计划经济，针对平均主义，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底线，应该提公平。还有就是基本原则有问题，不是执行的问题。这又涉及我们国家的基本合法姓，是不是说效率高的人就可以剥夺效率低的人的财产？他的意思就是，你国有企业效率低，就送给经理算了。那位张先生被捧为企业界代表人物，有吐痰论：要把国有企业变成自己的，就得先把他搞垮，因为他搞得好也不会送给你。好像吃饭，一桌好饭你一个人想吃，怎么办，往里面吐一口吐沫，大家不能吃了，只有你自己还可以吃。”
沈月榕有点恶心地皱了皱眉头：“这个比喻……好恶心。”
萧宸哈哈一笑，也就照顾沈月榕的感觉，把话题转开，说：“这个问题我在委里跟几位同志也讨论过，当时我就说了：各位学中央精神这么多，是不是也注意一下真正控制我们社会的是些什么思想？真正影响思想的就是这类话，信不信这是一个实际判断。国有企业要再不整顿，肯定比民营企业还惨，最想[***]的就是国有企业经理层，这些年看到[***]有好处，不[***]反而不行。一部分人就是能搞好也成心把他搞坏，我们没法判断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就是说你要变产权，把国有股份送给他。
这件事能干吗？我告诉你，我是九十年代中期下放到地方上工作的，实际上九十年代初期已经把乡镇企业的产权给了那些经营者了。经营者一定要送一部分给基层的政权，本身乡镇企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原来什么都没有，改革开放之后和地方官员有关系的能人，官员能人一体化，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要明晰产权，干脆就送给他们，经营者又送给一部分利益给地方官员。实际上是他们帮着搞起来的，这也是真的，天下是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