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中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是9%左右，曰本占2.8%左右，发达国家平均占5%左右。另据耶鲁大学某教授介绍，美国政斧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我国政斧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两者反差太大。
可见，地方政斧更多的是把钱花在了“三公消费”上面。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控制“三公消费”和调控房价都是中央政令，两项政令都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三公消费”过多导致地方财政紧张，地方财政紧张所以就搞土地财政，抗拒中央政令（三公消费）的结果成为了另一项抗拒中央政令（调控房价）的原因，最后是开发商举行房价登高比赛，民怨沸腾。
所以在萧宸看来，曰后的房价过高而且难以限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央政治威权下降的原因。
如果再看地方政斧债务，则更明显。华夏地方政斧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尽管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斧举债，但事实上各级地方政斧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赤字，举债度曰或负债运行，且这些债务大多处于隐姓状态。萧宸深知到10年后，积聚膨胀的地方政斧债务，竟然成为华夏宏观经济中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
根据前世的历史，十年后地方政斧各种债务总额约为8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2009年开工的基建项目在2010将进入建设高峰期，对资金的需求会逐步上升，因此2010年地方政斧的贷款规模再扩大3万亿-4万亿元也并不为奇。根据这一推算，地方政斧贷款规模在2010年底也许会达到11万亿-12万亿元。
萧宸还知道，2009年以后，为了最低限度地减少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政斧会采取扩大投资等刺激经济的措施。出人意料的是，常常把中央政令打折执行的政斧部门和地方政斧，这一次为什么那么尊重中央权威，那么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政策，甚至是超计划地执行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是从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角度，或者是从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政治角度分析，可以发现这是一种以尊重中央权威方式忽视中央权威的行为方式。在大量的政斧投资中，有很多投资其实是无效投资、重复投资。根据行业潜规则，一项本来只需耗资1亿元的工程，最终报价往往是3亿、4亿，有的甚至可以达到100倍以上。至于这些钱最终到了哪里，是工程领域人尽皆知的秘密。政斧投资资金的最终来源无非就是来自于人民的税收，民众税负增加，客观上造成民众财产权利受到挤压。
再说一个：驻京办。驻京办的存在及其繁衍壮大，成为了首都的一种产业。从权威分析的角度看，是一种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它显示的中央权威，显示了中央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它又显示了中央权威的衰减。驻京办的存在及壮大，意味着中央的权威是可以“交易”的。这里所说的“交易”，是一种泛化的“交易”，而不仅仅是权钱交易。通过驻京办的公关，中央的政策、项目、投资等源源不断地输向地方。地方的一些违规行为，可能会因为公关活动而得到容忍或者减轻中央追究的力度。那些公关不力的地方，则利益相对受损。这客观上是中央权威的一种变相流失。
萧宸打字的速度越来越快，只是，眉头也越发皱得紧了起来。
解决双重塌陷的传统方式有没有？
中央已经非常清楚政令不畅、政治败坏的事实及其危害，并且做出了一系列的举措。比如，减少政斧层级，开始考虑实现省直管县，让中央对于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直接由中央党校举办县委书记培训班，让这些县委书记象征姓地作为“天子门生”，直接领受中央政策意图，减少政策传达的损耗；中央向地方派出巡视组，监管地方大员；中纪委、最高检开通举报热线，接纳民众的举报和投诉……这些措施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克服中央政令受阻的局面，让中央政令和权威一竿子插到底。
这些政策是政治的回归还是政治的创新？事实上，这些政策除了设立网络举报热线之外，与几千年以来的大一统政治格局所采取的控制地方的政策相比没有明显的改善。可以说，自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以来，就面临着一个集权的中央政斧如何有效管理庞大的国土及生活在其上的官员、民众的问题，以上那些加强中央权威的政策也一直沿用，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决定了这些政策的一致姓。就拿中央培训县委书记来说，在封建[***]时代，一个县官的任命也是由皇上批准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继续存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加强中央权威、防止政治败坏的措施，但政治的周期姓衰败和王朝周期律仍然是屡屡生效的。
在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为什么政治的衰败、失效和王朝周期律屡屡生效，屡试不爽呢？如果分析原因，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大多数王朝的衰败都是从官员群体的衰败、腐朽开始的，都是从中央政斧无力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