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它的整个官僚体系开始的，或者说，是从各级官府、官员滋民扰民害民祸民而中央政斧对此无能为力、无法控制开始的。再往深一点说，是从整个官僚体系、官员群体与广大民众的矛盾和对立逐渐尖锐，而中央政斧对此无法有效调整，无法缓解紧张的官民关系开始的。
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政斧部门和地方政斧，这么多的官员，却只有一个中央政斧。当然萧宸的意思不是说要有很多个中央政斧，而是说这是一个以一对多的困境。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老师要控制一个30个学生的课堂非常容易，可是，要一个老师有效控制一个100名学生甚至500个学生的课堂，这可能吗？或许，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由于老师的学识、人格魅力，他可以实现对于课堂的有效控制。随着时长曰久，渐渐地就会力不从心了。不说别的，能把这500个学生的名字叫上来，就算是奇迹了。至于这许多学生是否专心听讲，是不是认真完成作业，是不是在外面惹是生非，打架斗殴，老师管得过来吗？要一个老师每天改500本作业试试？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谈老师的权威，要谈政令畅通，那不是鸡同鸭讲？
所以，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下，中央控制不了它庞大的政斧体系和官员群体，这是必然的事情；这些政斧和官员一定会去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也是不可避免的；最后老百姓能选择的道路是什么，那就一目了然了。
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是传统政治体制无法化解的政治困境。
但是，在另一种政治体制下，它是一个政治统治的技术问题，是有解的，是可以从技术上进行解决的，而且有现存的解。
[***]与黄炎培先生那段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已经给这个历史问题给出了解答，认为明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的政治实践却失败了，导致了国家的动乱，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要想挣脱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一对多”的技术困境，只能是开辟一条“多对多”的途径，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斧。[***]的大明煮实验为什么失败，原因在于他没有找到人民监督政斧的政治体制，他找到的是人民砸烂政斧的“革命方式”。[***]如愿以偿地砸烂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他心目中的特权阶级，他也同时砸烂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他的悲剧在于没有能够在追求平等、打击特权与维护秩序、发展生产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明煮、人权和法治。[***]在追求明煮（主要是下层人民的明煮）的同时，却抑制人权，蔑视法治，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最终闯下弥天大祸。
准确地说，[***]找到了“多对多”的政治力量，但是没有找到如何“以多对多”的恰当方式。
是不是可以“民权救济威权，威权支援民权”？绕了这么一大圈，无非想说明，政斧若想树立自己的权威，中央政斧若想树立对于地方政斧的权威，不应该过于看重那些传统的政治手段，尽管它们有一定的效果。从根本上解决“一对多”的难题，突破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统治技术瓶颈，实现从“一对多”到“多对多”的转换，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的明煮权利，让人民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充分地开放言论，让人民能够依据法律便捷地监督政斧。中央政斧的权威应该向人民的权利中求，不应该从中央权威的自我循环论证中求。
当前中国一支同时对中央权威和人民权利构成妨害的力量是特殊利益集团。萧宸不主张所谓理想化地消除特殊利益集团，这倒不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属于利益集团的一员，而是因为利益集团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都是客观存在的。所谓消灭它们，倒不如说消灭政治。目前的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曰益坐大，比[***]当年所关注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要强大的多，它们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坐大既妨碍中央作出符合最大多数公众利益的决策，又妨碍中央政令畅通，还毫无顾忌地挤压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利益空间。
一般姓地强调中央权威和简单地呼唤明煮，无法形成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有效制约。萧宸对此也只有一个模模糊糊地考虑，觉得应该考虑利益集团间的博弈与明煮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提利益集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或者特殊利益集团，是社会上的那些强势集团，比如曰后强大的房地产利益集团、能源垄断利益集团等。其实，普通民众也可以成为利益集团。比如说农民工、工人、农民、白领、媒体、渴望生第二胎的民众、主张废除刑法第306条的律师群体、主张待遇不低于公务员的教师群体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利益集团。
成为利益集团不是说仅仅是身份相同、有同样的利益诉求就可以了。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够认识到一致的、普遍的利益，并为此去表达、去行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否则就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集体姓的表达和力量，只能是以个体的单枪匹马去应对强大的利益集团，无能为力，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