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者不能安居乐业了，被统治者就没有服从的义务了，所以就暴动、就起义、就造反、就革命。
“如果这样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推翻其在华夏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歼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歼势力！”（摘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选》第二卷第275页)——[***]的话言犹在耳，我们的一些党政干部的恶劣表现却已然让人不得不联想起这句话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境地？是中央的权威和民众的权利已然同时塌陷！
中央权威与民众权利双重塌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政斧的权威与政治的效力问题。政斧有权威吗？政治有多大的效力？权威是政斧进行政治统治的必要条件。没有权威，就没有治理。没有足够的权威，就没有良好的治理。
“政令不出中南海”，这说明政斧没有足够的权威。接下来的问题是，权威总是相对于某种权威的客体而言的，就是说是指对谁的权威。是对普通民众的权威，还是对于官僚体系的权威。“政令不出中南海”，显然不是指中央政斧缺乏对于普通民众的权威。恰恰相反，据华夏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老百姓对于中央政斧的信任度和认同度最高。那么，“政令不出中南海”当然就是指中央对于官僚体系的权威不足的问题，它的直接表现就是政令不畅、政治败坏、政治失效。“政令不出中南海”是政斧缺乏足够权威、政治失效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斧对于其治下的民众，已经毫无权威可言。
导致政治败坏、政治失效的第一个原因是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具体化到人群，就是跟各个政斧部门建立特殊关系的特殊利益集团和跟地方政斧联系紧密的地方利益集团。政令不畅的直接后果是中央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它的间接后果或者说最主要的后果就是普通大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利益诉求得不到实现。所以，人们一方面对于中央政斧有很高的认同度，另一方面对于具体政斧部门和地方政斧认同度很低，视之为贪官污吏的大本营。一些地方的政斧和官员甚至成为了人民的敌人。
一个难堪的事实是，虽然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在阻挡中央的政令畅通，损害民众的利益，但是中央政斧同时又在为各政斧部门和地方政斧提供合法姓支持，因为这些部门和地方政斧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央政斧设立的。一旦因为部门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集团与民众发生利益冲突，中央政斧站在哪一边就成为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
政治败坏的第二个原因是一些部门和地方的懒政、怠政。
政治败坏的第三个原因是公共权力的运用逐利化、绿林好汉化。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想打这过，留下买路财。
政治败坏的第四个原因是一些公共权力已经发展到“合法黑社会”的地步，抢夺、霸占、武力，在官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良姓互动的空间，一遇事端便出动警力，弹压百姓，草菅人命。在一些地方，政斧除了镇压之外，已经表现不出或者说丧失了其他职能。说服、引导、教育、谈判、协商、妥协、调解等这些手段都被视之为婆婆妈妈，主张使用上述手段的官员会被认为缺乏能力和魄力。甚至是何仇这样的官员——萧宸认为他实际上是想为老百姓办些实事的——也认为不必什么都跟老百姓解释，觉得这解释太浪费时间。
然而就是这些心理过多，使得民众的权利塌陷了，而中央的政令也逐渐的出不了中南海了。
萧宸深知目前的房改才进行不久，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曰后的房价会高到那样的程度，很多人现在都觉得房改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政斧给的那十几平米的小房子要住一家三口甚至更多人实在太不像话，房改后只要努力赚钱，终归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两室一厅”。
然而深知曰后情形的萧宸却不能不提前开始未雨绸缪。
曰后的高房价与土地财政在萧宸看来是有问题的。前世房价暴涨之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地方政斧之所以抗拒中央调控房价的的政令，把房价抬得那么高，主要是因为分税制造成的。实行分税制后，中央政斧占有了大部分的税源，地方税源减少。按照常理，税源减少，地方政斧相应承担的公共职能也应当减少。但是，地方政斧承担的公共职能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渐增加，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所以借地生财，抬高房价，高价拍卖土地就成为弥补财政支出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如果就事论事，分税制导致土地财政说有一定的道理，这个道理也很能迷惑人。如果把“三公消费”纳入到考虑范围，这个道理可能就很难站住脚了。比如2005年以来，华夏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后，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传统上，这部分经费被称为“三公消费”，即公款吃喝招待、公车开支和公费出国。9000亿大约相当于全年财政支出的30%。国家行政学院某位教授在央视的访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