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惩罚性地派到巴西圣保罗的一个贫民医院作实习医生。那三年真是一段可怕的经历。与灯红酒绿的圣保罗市截然不同，它的郊区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远在文明世界之外。低矮的山坡上挤满了极为简陋的铁皮房子，没有水电，没有道路。骄阳下，铁皮房子就像是地道的烤炉。下场雨就更糟，到处泥泞不堪、臭气薰天。贫儿们鹑衣百结、面黄肌瘦，在垃圾堆上玩耍，尖声笑着，喊叫着，似乎并不知道忧愁。有时埃德蒙会悲天悯人地想，仁慈的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些卑微的生命，投入人间炼狱来受折磨呢。
他在艰难乏味的生活中很快找到了补偿。这儿的乞儿太多了，很多人没有父母亲人，即使有，那些终日在醉酒和劳作中麻木的家伙们也从不关心儿女，不会在乎他们的肚皮上是否多了一条刀口，腹内是否少了一个肾脏。
那里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器官走私网，埃德蒙的才华和技能充分得到了施展。在这儿，美国来的“红头发医生”很快有了名气。他在圣保罗干了两年，金钱滚滚而来。他常常乘飞机回到纽约（或拉斯维加斯和洛彬矶），在醇酒美女中享受一番，再返回圣保罗。如果不是一念之差，他可能还会一直干到今天。那是缘自美国（记得是华盛顿？）一个主顾的订货，这位主顾不要肾脏，他想要一颗健康的心脏，因为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的8岁女儿患先天心脏病，已经病入膏肓了。为了救活女儿，他愿意出任何高价。埃德蒙对于是否接这桩业务曾犹豫过，原因很明显：人有两颗肾脏，但只有一颗心脏。肾脏摘掉一个，人仍能活下去，心脏摘掉就只能留下一具尸体了。
不过，3000美元的诱惑力更大，况且，走私者答应找一个“最干净”的孤儿，不会有亲属来追查，手术后的尸体也由他们负责妥善处理，于是他最终答应了。两天后，手术台上躺着一个10岁左右的混血少年，衣服褴褛不堪，但身体发育相当不错，肢体匀称，这在瘦骨嶙峋的乞儿中是很少见的。模样相当俊秀，金色头发，眼睛紧闭，鼻翼处微微颤动着。看来，为了感谢顾主的慷慨，那些“猎头者”这次挑选得非常认真。少年处于全身深度麻醉中——他不必再醒来了。这次手术只需保证心脏的新鲜，不必管那具身体的死活，所以今天的手术实际是非常容易的，甚至不需要外科医生，找一个屠夫就行。在那具小身体上划下第一刀前，埃德蒙一直忐忑不安。除了所剩无几的良心自责外，主要是对个人利害的考虑：毕竟，杀人和单纯的盗卖器官是不能等同的，这一刀下去，他就不能回头了。但他很快为自己找到了道义上的理由，看看那位怀揣10万美元来购买器官的富豪吧，他难道不知道这种交易之后的血腥？但金钱是一种有效的绝缘剂，可以使他们远离罪恶，心安理得地作优雅的绅士和仁慈的父亲，警察们一般不会去找他们的麻烦。比起他们，埃德蒙觉得自己太值得同情了：至少他没有那些人的虚伪，至少他是靠出卖自己的技能来赚钱，还要提心吊胆地提防警察呢。于是他心安理得地割下了第一刀。
3000美元拨进了他的帐户，埃德蒙准备揣上这笔钱回纽约物色一个性感的姑娘。但是非常不幸，那些天杀的走私犯违背了诺言，他们的“妥善处理”只是把尸体扔到荒郊，薄薄地盖上一层土。非常不幸，这具尸体被野狗拖出地面；非常不幸地被人发现少了心脏；又非常不幸地传到《圣保罗日报》一位记者的耳朵里。
在追捕之网收紧时，埃德蒙机警地逃脱了。美国警方和国际刑警组织签发了红色通辑令，但埃德蒙凭着野兽的狡黠，反倒逆流而上，用买来的假护照返回美国，隐居在阿巴拉契山脉的西麓。他平安地度过了8年，直到一条肥美的羔羊自己走近狼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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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分钟后，黑人保镖走出来，向他点点头。他随保镖穿过狂热的看客，穿过后台的化妆间。屋里满是化妆品的气味，才下场的那位舞女正在吸烟，仍裸露着大得吓人的乳房。另一个准备上场的舞女已经穿好带豹纹的短衣短裤，正在让人为她安装豹尾。在美人堆中讨生涯的保镖全然没有怜香惜玉的习惯，粗鲁地把她们挤到一边儿，招来一顿粗野而亲昵的咒骂。
保镖领他在办公室的门口停住，敲敲门：“威廉斯先生，他来了。”然后扭开房门，闪在一旁。埃德蒙走进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肥胖的威廉斯像只皮球一样滚过来，满面笑容地举起双臂：“啊哈，埃德蒙！真高兴能见到你。”他把来客拥到怀里，亲热地吻吻对方的面颊，“我很钦佩你，你是一条最狡猾的狐狸。8年前，美国警方和国际刑警组织撒下的那张大网也没能网住你。”埃德蒙微嘲地说：“你该庆幸的，如果我被捕，你能安安稳稳坐在这儿吗？”威廉斯笑了：“没错，我十分感激。这些年我一直在留意你的动静，我不相信你会真的销声匿迹。”他拍拍对方的肩膀，“需要我帮忙吗？也许，你准备重新开始你的老本行？”
“对，我手边已经物色好了一个很好的猎物。”
“太巧了，正好一个慷慨的主顾今天找上门来，要为自己的儿子买一只肾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