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开始细读。比起报警，我觉得看日记更有用。就算警察现在赶到，也不能把死去的女儿还给我了。
真弓对东京的生活满怀憧憬，最初几篇，连我也感受到了她初到东京的快乐。但自从爱上高野广志，事态便急转直下。读到她怀上高野孩子的时候，我第一次泪盈于睫。真弓不敢把怀孕的事告诉我，只能独自烦恼，回老家时还努力表现出开心的样子。而我却对她的心事懵然不觉，一心陶醉在自己的婚事里。我对真弓犯下的罪孽，百死莫赎。
高野广志害真弓怀了孕又抛弃了她，大泽芳男则向真弓投寄恐吓信和照片。日记的最后，夹着一张真弓的不雅照片。
我认定杀害真弓的凶手就在这两个人之间。这是我身为女性的直觉。屋子的门窗都开着，凶手可以从任何一边逃走。
九月三十日，真弓和高野广志设计要诱出大泽芳男，但很可能从一开始，高野真正的目的就是除掉真弓。也有可能在高野到来之前，恐吓者（大泽）先一步杀害了真弓。
如果交由警察调查，或许凶手很快就会落网。但我不愿公开会令真弓蒙羞的日记，也不想让警察看到她的裸照。我要真弓永远美丽地活在我的记忆中，而警方的调查毫不体谅他人的感受，就好像鞋都不脱就擅自跑进别人家里一样，让我无法忍受。
万一这些内情被报道出去，周围的人八成会说真弓是个品行不端的女孩，丢了性命也是自作自受。总之，这关系到真弓的名誉。我这种唯恐女儿丑闻外扬的父母心，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觉得难以理解呢？
正如我所料，警方的调查遇到了困难，事件成了悬案。即便我毫无保留地提供证据，只怕也是同样的结果。
我替真弓做了四十九天法事后，就和现在的丈夫岛田宗一郎结了婚。他主动表示，要和我一起寻找凶手。我觉得有他在身边，我就能坚强地活下去。
为了抓到凶手，我住进了真弓的公寓生活，这是我的提议。幸好真弓住的二〇一号室在发生命案后便无人问津，一直空在那里，立刻就能入住。因为清水这个姓很普通，房东也压根儿没想到我就是真弓的母亲。与命案发生之初那个方寸大乱的母亲相比，当时的我已经判若两人。
在真弓住进这栋公寓的一周年，也就是今年的三月二十八日，我住进了二〇一号室，依照真弓日记的日期（以及记述的内容）开始生活。在旁人看来或许会觉得很诡异，但借由和真弓做同样的事情，让我有和真弓生活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感觉，也是我对悲惨死去的真弓的一种怀念。作为母亲，这是我理所当然的责任。
真弓的衣服都原样留在公寓，我穿上她的衣服，留和她一样的发型，从远处看，俨然又是一个真弓。我本来看起来就很年轻，又是真弓的母亲，当然很像了。丈夫看到我的样子，也说活脱脱就是真弓。
每过完一天，我就把真弓当天的日记原封不动地抄到另外一个日记本上，心理上感觉离真弓又近了一些。抄的时候，不消说也是模仿真弓的笔迹。我把新日记本搁在公寓，真弓的原物则随身携带。
我彻底成了“清水真弓”。为了不被房东或管理员识破，我预付了半年的房租，尽量避免和他们打交道。因为是在大城市，邻居之间几乎没有来往，这正中我的下怀。我最怕碰到的就是隔壁二〇二号室的户塚健一，好在彼此生活作息不同，他又时常不在家，我们几乎没打过照面，真是万幸。
如果没有丈夫的理解和精神、经济上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付诸行动。明明已经结婚，却还任性地提出分居，如今回想起来，方感念丈夫对自己是何等地包容。本来他对能否抓到凶手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当我向他说，这是为了祭奠女儿时，他就默默地接纳了我的提议。不过我也和他约定，如果这样生活半年后仍抓不到凶手，我就认命放弃。
在这期间我的生活模式是这样的：每天早上起床后，在真弓上班的时间出门去丈夫家，做些打扫、洗涤、购物这类事，到真弓的下班时间再返回公寓。我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在公寓时是“清水真弓”，在夫家时则是“清水（岛田）美佐子”。日记里真弓外出旅游的那几天，我当然是提着旅行包住到丈夫家。高野广志来公寓的时候，就请丈夫客串高野的角色。
一切都是刻意做给恐吓者看的。为了刺激恐吓者，我还故意打扮得很大胆，并敞开窗子，让房间里的情形一目了然。真弓本是小心谨慎的性格，但我为了刺激凶手，只得觍着脸做出暴露狂般的行为。
恐吓者应该就是对面的大泽芳男没错。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偷窥这边的，但除了大泽，不可能有人办得到。另外，经过我多方调查，确信二〇一号室之所以没有人能长住，正是因为大泽的恐吓。大泽偷窥房客的私生活，不断向对方发出“滚出去，贱女人！”的恐吓，又寄去照片骚扰。通常房客都会觉得毛骨悚然，立刻搬走，真弓之前的那位女子甚至因此患上了神经官能症，最后自杀身亡。
如果我过着和真弓同样的生活，必定也会受到大泽的恐吓。为此我外出时特意不锁门，把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