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男人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她对警方程序几乎跟他一样熟悉。“他们有没有查过停在路边的车牌号码？”她问。
“当然有。包利组长没漏掉这一点。他们连着三晚，抄下方圆五条街内每一辆停在路边的车牌号码，然后找到车主，问他们命案当晚有没有看到什么。这工作规模多庞大！但布罗顿有人力去做，而且这必须做。他们什么都没查到。询问那一带住户也一样，一无所获。”
“奥卡姆的剃刀。”她说，他微笑，知道她的意思。
几年前，读一份关于波士顿地区命案的百分比及机率的犯罪学报告时，他碰上这个不熟悉的词。狄雷尼信任报告里的资料，因为百分比跟当时纽约的很接近：绝大多数凶手都是受害者的亲戚或“朋友”——母亲、父亲、子女、丈夫、妻子、叔伯、姑姨、邻居……换言之，大部分命案都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
基于这些资料，那名波士顿犯罪学家表示，调查命案的警察最好总是遵循“奥卡姆的剃刀”原则。
狄雷尼对这词感到好奇，在四十二街图书馆的阅览室花了一个下午，寻找奥卡姆和他的“剃刀”。后来他把查到的结果告诉芭芭拉。
“奥卡姆是十四世纪的哲学家。”他报告，“他的哲学是‘唯名主义’，我搞不懂，不过我想他的意思是世上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真实。总之，他讲求实际的解决问题方式很有名。他相信应该刮除所有外在细节，所以他的原理被称。‘奥卡姆的剃刀’他说，如果可能的解答有好几个，正确解答八成是最明显的那个。换句话说，应该除去所有不需要的事实。”
“但你这一辈子都在这么做啊，艾德华。”
“我想是吧，”他大笑，“但我称之为‘扫除狗屎’。总之，很高兴知道有个十四世纪的哲学家同意我的看法。真希望我对哲学多点认识，可以了解它。”
“不能了解它，真的让你心烦吗？”
“不会……不会让我心烦，但是让我明白自己智力的局限。我就是没办法用抽象的方式想事情。你也知道我试了三次想学西洋棋，最后终于放弃。”
“艾德华，你对人比对东西或概念有兴趣。对于人，你有很高的智力。”
如今在病房里听芭芭拉提起奥卡姆的剃刀，他了解她的意思，露出苦笑。
“唔，”他说着揉揉额头，“不知老奥卡姆是否曾试着用理性方式解决不理性的问题。要是面对这种事，恐怕他也会开始怀疑逻辑和演绎推理的价值——”
但这时病房门开了，刘易斯·伯纳迪医师翩然驾临，橄榄色皮肤光亮，小眼闪闪发光，脖子上挂一个听诊器。
他跟狄雷尼软软握个手，然后伸出左手食指，深情抚摸那细细一撇可笑的胡子。
“队长，”他喃喃说道，“还有你，亲爱的女士，”他较大声地问，“我们今天感觉怎么样？”
芭芭拉开始解释她的脚还是肿得很不舒服，大腿内侧又开始起疹子，打过第一针抗生素之后，恶心反胃的情况似乎更严重了。
伯纳迪每听一项都微笑说：“是的，是的。”或者，“这不让我烦恼。”
你有什么好烦恼的，狄雷尼气愤想道。事情又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这混账东西。
医师量量她脉搏，听听她心跳，轻轻拨开眼皮看她瞪大的眼睛。
“手术后你恢复得很好。”他向她保证。“而且听说你的食欲也有改善。我真高兴，亲爱的女土。”
“你认为什么时候——”狄雷尼开口，但医生抬起一只软软的手。
“耐心。”他说。“你必须有耐心。而我必须有病人。嘻！”
狄雷尼厌恶地转过头去，不了解芭芭拉为何信任这个假笑的虚浮小人。
伯纳迪又喃喃说了几句，拍拍芭芭拉的手，露出油滑微笑，然后转身要走。狄雷尼看见他时，他已经快走到门边了。
“医生，”他说，“我想跟你谈一下。”他对芭芭拉说：“马上回来，亲爱的。”
关上病房，来到走道，他面对伯纳迪，冷硬地注视他。“怎么样？”他质问。
医生摊开双手做出那什么意思也没有的空洞熟悉手势。“我能告诉你什么？你自己也看得出来。感染还在持续。该死的变形杆菌。我们要一一用遍所有的抗生素，这得花时间。”
“还有别的问题。”
“什么问题？”
“最近我太本有时会出现——唔，不理性的迹象。她眼神变得奇怪呆瞪，突然退缩，说的话颠三倒四。”
“什么样的话？”
“唔，刚刚她说要几本童书。我是指她小时候拥有、读过的书。她现在没有服镇静剂吧？”
“没，现在没有。”
“止痛筑？安眠药？”
“没有。我们试着避免任何可能掩盖或影响抗生素效力的东西。队长，这我不担心心。尊夫人动了一场大手术，现在接受药物治疗。的确，发烧使她变得衰弱，她偶尔有些短暂片刻——哦，就说是恍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