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口舌论辩，而在于施政治民。空谈仁义，不足以拯救纷乱之乱世；徒论道德，不足以安抚困苦之苍生。唯有毅然躬身入局，亲手料理庶务，亲身治理乡野，切实体恤黎民，方能将圣门仁义礼智之高深学问，化为乡州郡县可以安邦之政令，化为千家万户得以安居之福泽，化为一方土地清正良善之风，于无边乱世之中，点亮一线不灭之仁明。
鲁哀公十六年，季康子下令广征天下贤才，增补各地邑吏。此举并非真心崇儒好贤，实有深算在心：意欲借孔门儒士之清名雅望，修饰自家私政之面目；取用贤能之士的才干精力，充实采邑各项庶务；以此稳固季氏在鲁国地方层层深入的统治根基。彼时孔门诸弟子名重鲁邦，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英才遍布朝野内外。季康子久闻樊须之名，知其为人质朴厚重，勤谨务实，心性端正，行事稳妥扎实，全无浮华虚饰之习气，没有偏执过激之性情，不存躁进求名之心，不染徇私图利之弊。尤其善于体察民间情状，深耕地方实务，安抚乡邻百姓，梳理繁杂庶务，与那一班终日空谈义理、不识田间疾苦、矜才傲物、虚浮不实的士子截然不同。于是特意下书征辟，命樊须为季氏属下之邑宰，主持一乡一邑之庶务，掌管地方赋税、劝课农桑、平理讼狱、安善良民、纠察弊害、宣行教化诸事。
邑宰一职，品秩看似卑微，却实为乱世之中安民保民最要紧之任。朝堂之上，公卿权臣日夜忙于争权夺利，往往将民间疾苦置之度外。真正直面百姓饥寒忧乐，亲手处理生民日常琐事者，正是州县乡邑一级的官吏。一地之治乱，一方之贫富，一境之安危，一乡风俗之厚薄，莫不系于邑宰一人之心、一手之行。樊须接到任命之时，心中不慕权势，不贪俸禄，不喜好虚名，不求日后升迁。唯独欣然于：从此可以亲手治理一方土地，亲自体恤万千黎民，切实施行仁政，实实在在践行圣贤道统。于是敛衽整衣，坦然受命，欣然束装赴任，决意躬身入局，实心实意治理邑土。
甫一到任，放眼四境，但见乱象丛生，积弊深重如山，民生困顿憔悴，吏治松弛涣散。季氏长期治下所遗留的苛政旧弊，盘根错节：赋税漫无节制，随意巧立名目，法定正税之外，各色杂赋层出不穷；税赋自上而下层层盘剥，各级官吏逐级克扣，农夫农妇终岁胼手胝足，辛苦劳作一整年，所得之物竟不足以勉强糊口。徭役征调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常常正当农忙紧要之时，强行征发丁壮前去服役；良田无人耕耘，渐渐荒芜，家业由此破败，人口流离四散，民力为之耗竭。乡中吏胥多贪婪鄙陋，私下互通声气，借公务之便中饱私囊，借手中职权骚扰百姓，借稽查之机索取财货，借审理狱讼之机牟利肥家。地方豪强横行无忌，大肆兼并良田沃土，欺凌孤寡弱小之户，压榨贫苦乡民，把持乡里约制，扰乱正常吏治。民间风俗涣散零落，教化长久荒废，礼义日渐生疏，孝悌之心日益淡薄，邻里之间争讼频频发生，暴戾怨怼之气四处滋生。
彼时身在季氏治下为官者，大抵不出两种常态。其一，屈身依附权势，甘心同流合污，一味迎合季康子之苛政，助纣为虐，百般盘剥百姓，大肆搜刮财货，以此讨好权臣，谋求仕途一路顺遂，权势日益加大，名利双双到手。其二，消极敷衍，避事偷安，尸位素餐。心中明明知晓时政败坏、百姓困苦不堪，却畏惧季氏之威，害怕祸患降临自身，不敢锐意革新，不敢直言上谏，不敢除去积弊，不敢安抚小民。整日里草草应付公务，虚耗岁月时日，只求苟全自身，保全一己清名。
此两种选择，都不是樊须之本心，都违背圣门之大道，都背离君子立身之操守，都失落了济世安民之初衷。樊须深知：既然立身于浊乱之朝廷，供职于权臣之私门，便要有属于自己独守之道、独持之操、独行之政。不鲁莽对抗权臣而自取祸殃，不依附污浊之政而亏损德行，不畏惧艰难险阻而耽误万民，不贪图安逸闲适而荒废职事。对外谨守公职应有之礼法，对内长存儒者仁爱之本心；对上不悖天下公义，对下不令苍生困厄，于己不辜负本来初心。以循序渐进的柔性革新，以步步扎实的稳步除弊，以真心诚意的实心惠民，以潜移默化的潜施德化，作为治理乡邑的根本方略。在权臣苛政层层挤压的夹缝之中，千方百计为一方百姓谋求一线生路，为一方乡野保留一股清正之气，为整个乱世浊局守住一片仁心。
樊须身形敦实厚重，神色端严沉静，心性沉毅坚定，行事缜密周全。赴任第二日，便一概摒弃官场虚浮礼仪，破除同僚之间沿袭已久的诸多陋习。不高居堂皇厅堂，不享用额外供奉，不传唤乡中豪强前来拜谒，不许手下吏胥逢迎奔走。换上朴素衣裳，微服出行，徒步巡行乡野，亲自走访各个村落，直面最真实的民间民情。
时当暮春，按说本应田畴青绿，禾苗遍地，农事繁忙，百姓安居乐业，乡野一片安宁。可放眼他所管辖的邑地之内，不少田地久已荒芜，多处村落萧条冷落，百姓居所多有墙垣破败，家家户户脸上多含愁容。年老体弱之人困顿蜷缩于街巷阡陌之间，青壮年迫于生计流离去往四方，孤寡无依者孤苦漂泊于乡野，贫弱小民屡屡遭受豪强欺压。满目尽是凋敝凄凉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