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不移、从容自持、不辩不争。不责世人之愚、不怨权贵之蔽、不恨异端之诽、不忧生徒之寡，唯以立身正、讲学纯、传经真、行道实回应天下非议。每日黎明即起、登坛授课、辨析经义、答疑解惑，日暮伏案勘经、订正讹误、补全残缺、阐发微言，深夜甄选英才、教化后进、传承道脉，晨昏不息、寒暑不辍、数十年如一日。
其施教之道，异于寻常儒生空谈性命、虚论道德，独守经世致用、本末兼顾、文武不偏、体用合一之旨。教人先明六经之本、次通治乱之理、再修立身之德、终习治国之方，所学必可立身、所悟必可济世、所传必可兴邦、所守必可垂世。其讲学宗旨，一言蔽之：以经修身、以礼立行、以史鉴世、以道治国。
日积月累、教化渐彰、学风渐盛、人心渐归。西河之地，原本尚武好争、功利盛行，数年之间，礼让兴、风俗淳、人心正、士风端。四方士子，闻西河有真儒、有正经、有正道、有真传，纷纷弃异端、离伪学、辞权谋、远功利，负笈西行、云集西河、拜师受教、研习正经。昔日嘲讽文教、非议经学者，渐知圣道之广大、六经之精微、教化之深远、文统之必需，朝野轻儒之风日渐收敛，排道之势日渐消解。
魏文侯素怀雄才、志在中兴、欲图霸业、更思长治，初重军功、尚权谋、信纵横，见子夏讲学西河，不用甲兵而化民俗、不施刑罚而正人心、不凭权势而服士子、不借霸业而立文风，心中大感惊异，方知兵甲可定一时之乱，文德可定万世之基；霸业可得一世之雄，王道可成百代之治。遂屈尊降贵、数度亲赴西河学宫，执弟子之礼、北面受教，诚心问道、潜心学经、笃守礼教、尊崇圣道。
文侯既尊师重道、倾心儒教，魏国朝堂风气为之一大变。昔日军功权贵、纵横客卿、黄老之士，不敢再非议圣学、诋毁六经、嘲讽传道。举国上下，尊儒、重经、崇文、守礼蔚然成风。子夏遂为魏国帝师、执掌天下文衡、统领当世儒教、核定六经正统，居西河讲坛数十年，育一代之贤才、正一代之学术、清一代之学风、立一代之儒统。
其一生最大功业，首在勘定六经、垂定定本、正本清源、辟邪归正。周秦之前，六经皆为官学旧籍、口传手录、世代传抄、屡经战乱，篇目错乱、字句讹缺、真伪杂糅、义理隐晦、解说分歧、学派纷乱。夫子删订六经，虽立大纲，未及逐条勘误、逐篇规整、逐义阐微、逐伪尽删，夫子既逝，伪说丛生、旧弊复起、经学再乱。
子夏以毕生学力，遍历天下残卷、搜尽列国旧本、比对师门口传、考证古今沿革、辨析真伪篇目、梳理义理脉络，删伪存真、补缺正误、规整篇目、厘定次序、阐释本义、发明微言、区分正邪、统合学统。
治《诗》，则删后世附益之杂篇、订正千年传抄之讹字、规整风雅颂之体系、发明美刺治乱之微旨，杜绝穿凿附会、世俗曲解、功利妄论，定《诗经》万世读本、立诗教正统义理。
治《书》，则辨析古今真伪篇目、考订帝王诰命时序、厘清上古治道本末、阐发君臣理政要道，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万世治世心法、治国大道、兴衰规律昭然于世，终结《尚书》晦涩难通、真伪难辨、义理不明的千年乱象。
治《礼》，则贯通三礼本末、区分虚实表里、删减繁琐苛节、摒弃虚伪仪文、恢复礼乐本心，明礼为立身之规、齐家之则、治国之纲、和世之道，纠乱世礼崩乐坏、伪礼扰民、虚礼无实之弊。
治《易》，则力排卜筮迷信、独阐天道义理、贯通天人关系、发明进退存亡之道，教人观阴阳而知治乱、察变化而知进退、修德行而趋吉避凶、守中道而安身立命，扭转当世易学沦为方术迷信的颓风。
治《春秋》，则严守夫子一字褒贬之笔法、明晰君臣名分尊卑之纲、辨正善恶忠奸之判、阐发诛乱臣讨贼子之大义，以二百四十二年乱世史实，立万世君臣之戒、千秋治乱之鉴、古今正邪之衡、百代立身之规。
西河六经定本一出，天下伪学尽息、杂说尽废、歧论尽归、经文尽正。列国庠序以此为教材、儒林士子以此为准则、朝堂论道以此为正宗、后世经学以此为根源。孔门经学，自此有统一之文、确定之义、恒定之宗、万世之统。
其次功业，在于广育贤才、绵延道脉、开汉儒经学之宗、启百代斯文之盛。子夏讲学西河，因材施教、广收天下英才，不分贵贱、不别出身、不执地域、不囿资质，唯以向善好学、守道笃行为准，门下弟子数千、高徒数十，皆当世贤士、后世名臣、历代儒宗。
其徒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谷梁赤、高行子之属，各承一经、各擅所长、各传一宗，或入仕辅君、治国安邦、助魏中兴，或隐居讲学、传道四方、开立学派，或著书立说、延续经统、垂范千秋。
李克承子夏礼治经世之学，辅魏文侯变法修政、整肃吏治、劝农安民、富国强兵，行王道、施仁政，成战国初期名臣贤相，以儒术治国、以经义理政，践行西河经世实学。
吴起承子夏文武合一之教，治军严明、用兵有道、爱兵恤民、守礼知义，征战四方、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