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片被吐了出来，发出“啪”的一声脆响。他把卡重新塞回钱包，让它和另一张已经欠费两千三百多元的信用卡贴面而放。一张是承载着最后希望的卡，一张是早已透支的卡，真像一对走投无路的难兄难弟。
走出银行时，天色刚刚泛起鱼肚白。
早点摊的老板刚把炉子支起来，油锅烧热，第一根油条下锅，立刻激起一阵“滋啦”的悦耳声响，油烟混合着面食的香气霸道地钻进鼻腔。老板是个围着油腻围裙的胖子，瞥见他呆立在一旁，热情地招呼道：“师傅，来根油条不？刚出锅，脆着呐。”
顾明远停下脚步。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元纸币——这是昨天剩下的最后一点现金。他捏着钱，并没有立刻递出去，而是迟疑着开口问道：“……您这儿，有信封吗？”
老板愣了一下：“啊？啥？”
“信封。装钱用的那种，普通的。”
老板弯腰在抽屉最底层摸索了一会儿，翻出一个空白的快递文件袋，又摇摇头：“没那种信封。这袋子你要不？也能装东西。”
“我想要白的。纸做的那种信封。”
他沿着清晨的街道慢慢寻找。走到第三个路口时，看见一个邮政所，绿色的油漆门刚被拉开一条缝隙。窗口里，一位中年大姐正在用鸡毛掸子清扫灰尘，他抬手敲了敲玻璃：“您好，我想买个信封。”
“寄平信还是挂号信？”
“平信。”
“挂号信保险点，不容易丢。”
“平信就行。”
牛皮纸的信封，两毛钱一个。邮票八毛一张，是长城图案，红绿相间的配色，带着点过时的土气。他买了两张邮票，怕自己写错地址。又买了一支最便宜的黑色水笔，笔尖已经有些劈叉，写起字来会微微洇开墨迹。
他没有在邮局里当场书写。
他拿着信封走到旁边的小公园里，找到一张石桌和石凳。晨练的老头老太太们正在不远处打着太极拳，白色的绸质衣袖随着动作舒缓地甩开。他在最边上的那张石凳坐下，把银行卡郑重地放在冰凉的石头桌面上，将信封摊开，用牙齿咬开笔帽，吐掉那股廉价的塑料味。
接下来，收件人的地址该怎么写？
他掏出手机搜索，然后照着出版社官网上显示的地址，一笔一划地开始誊抄：北京市东城区XX路XX号XX出版社。苏眠 收。
他写这三个字时，动作很慢。以前签合同、签支票，那名字签得龙飞凤舞，恨不得一笔带过；如今却一笔一画，写得郑重其事，倒像个刚学写字的小学生，正一丝不苟地描红。写到“眠”字那一长撇的末端，指尖微微一颤，墨迹便无声地洇开一个小点，圆圆的，湿湿的，凝在纸上，看着竟像一滴泪。
写完，他又取过信封。背面要贴邮票，是那种老式的、带胶水条的。他小心翼翼撕开，胶水半干，黏糊糊的，手指蹭上去便有些粘手。他把邮票凑到信封的右上角，对了好几次，总觉得歪，最后索性就那么斜着贴了上去，再用拇指肚狠狠摁了一下。力道很大，胶水被挤开，一个清晰的指肚印子便留在了邮票上。
在把那张银行卡装进信封前，他捏着它，又看了一眼。卡是那种最普通的储蓄卡，天蓝色的底，印着银色的卡号和姓名。握在手里，薄薄的一片，在光线下，竟真有点像拾起了一小块碎了的天空。
他想在卡背面写句什么话，哪怕只是一个字。可那张说明情况的纸条，已经一并给了她；此刻再在卡上留字，就显得多余，甚至像是某种变相的讨价还价。最终，他还是什么也没写，只抽了张纸巾，将卡仔仔细细地包裹起来——怕坚硬的卡片划破薄薄的信封——然后，轻轻塞了进去。封口时，他用舌头舔了一下封条。舌尖传来咸涩的味道，大约是胶水的味道，又或许是别的。舌头有些粗糙，粘上去时，竟有那么一瞬被粘住了。
他站起身，将封好的信封揣进外衣的内兜里，没放进钱包。钱包太鼓，怕折坏了这封信。
走出酒店，他径直去了街角的邮政所。门口立着一个半人高的红漆铁皮投信筒，肚子鼓鼓的，投信口边缘生着一圈暗红色的锈。筒身上贴了张褪色的纸条，写着“严禁夹带危险品”。他走过去，从兜里掏出信封，捏着它的一角，并没有立刻投进去。
一阵风吹过，空荡荡的铁皮筒身发出“空空”的闷响，听起来很薄，很脆。
一位拎着鸟笼的老大爷慢悠悠地路过，瞅了他和他手里的信封一眼，随口搭话道：“现在还寄信呐？都啥年头了，有事发个微信不就行了？”
顾明远没应声，仿佛没听见。
他只是抬起手，将信封窄窄的那一边，对准了生锈的投信口，轻轻插了进去，然后松手。信封滑落，在筒里发出“哐当”一声——那声音并不轻飘，反而有些沉甸甸的，像是砸了下去。铁皮筒的回应很闷，带着回音，仿佛那封信掉进了一口深井。
他的手还保持着那个姿势，悬在半空，停了大约两秒钟，才慢慢地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