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声。
“哎，找谁啊？”是个中年女人，手里拎着菜，钥匙串缠在手指上，正用警惕的目光打量他——他穿着旧羽绒服，胡子拉碴，既不像这里的业主，也不像上门推销的。
“找苏眠。”顾明远说，“她搬走了？”
女人站定，上下扫了他几眼：“搬了好几个月了。你谁啊？”
“朋友。”
“她搬走那天我还纳闷呢。”女人似乎放下了防备，一边拿钥匙开门一边说，“搬走前一个礼拜吧，有个男的来找她，穿着西装戴眼镜，瞅着挺斯文，苏老师一开门脸‘刷’一下就白了，躲进屋里说了半天话，出来时那男的还笑呵呵的……后来没过几天她就找了搬家公司，大箱子小箱子拉走了，就留了个小纸箱放我这儿，说‘以后可能有人来取’。”
顾明远的心往下沉了沉：“西装眼镜。”
“啊，四十来岁？肚子有点……”女人比划了一下。
赵鹏程。
他没接话，指了指女人家的门：“那个纸箱还在吗？”
“在呢，一堆旧书，挺占地方的。”女人把菜放在鞋柜上，“你就是来拿东西的？”
“嗯。”
女人当真进去把纸箱拎了出来。一个小纸箱，体积不大，掂着不算重。顾明远接过来，沉甸甸的是书本特有的那种沉。
“谢了。”
他抱着箱子下楼。走出单元门，正午的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有些刺眼。他眯了眯眼睛，看见街对面停着一辆黑色奥迪，车窗玻璃贴着深色的膜，但副驾的车窗降下了一条缝。车牌他眼熟——那是第7章里跟踪过他的车，后来在鹏程大厦外面也晃悠过。
他没有停下脚步，抱着箱子朝反方向走去。奥迪的车窗没有升上去，但也没有跟上来，就那么静静地停在那里，像一只趴伏着窥伺的狗。他走到附近一个小公园的长椅旁坐下，打开了纸箱。
里面全是书。都是他的书：《大河纪事》画册、《纪录片的美学与社会责任》、甚至还有他早年参与编纂的《民间影像志》。他随手翻开几本，扉页里或者书页间都夹着窄窄的便签纸，上面写着日期和一句话：
“2014.10.17 他说‘时间是证人’，我信了。”
“2016.3.2 他骂资方那段，台下我鼓掌手都拍疼了。”
“2019.冬 他剪片子熬到凌晨三点，我给他送粥，结果他自己睡着了。”
最底下是一本论文集，封面右下角有一道水渍干透的印子，圆圆的一片，形状像片叶子。翻开扉页，上面的字句最长：
“2014.10.17。他站在台上说：‘纪录片是时间的证人。’我相信了。所以我等了十年。——眠”
在这行字的下方，有人用铅笔淡淡地画了一只倦鸟，翅膀歪斜着，像是已经没有了飞翔的力气。
顾明远把书合上，紧紧压在手掌心。太阳晒得他后脖颈发烫，可他的指尖却一片冰凉。
十年。她等了他十年，等来的结果，是一本几乎将他彻底捅穿的书，是一张存了八十万救他急的银行卡，是赵鹏程找上门去吓唬她。
纸箱最底下还有一张拍立得相片，已经有些褪色了。照片里是他、苏眠、还有几个学生，背景是黄河边，他正举着摄像机笑着，而她低头看着取景器。照片背面有一行圆珠笔字：“第一次觉得镜头后面是有人看的。”
他把拍立得重新夹回书里。抱着箱子站起来时，街对面那辆奥迪的车窗已经升了上去，车子缓缓启动，滑入车流，没有停留。
他忽然想起赵鹏程说过的那句“我让她撤的”。
苏眠撤了诉，搬了家，留下了这些书，留下了那张卡。
她不是在躲他，她是在清场。把自己从他这摊烂账里一点点往外抽离，在抽身干净之前，用最后一点力气拉了他一把。
“……傻逼。”他对着面前的空气低声骂了一句。不知道是在骂赵鹏程，骂苏眠，还是在骂十年前黄河边那个意气风发举着机器的自己。
他回到酒店退了房。行李只有一个背包，纸箱塞不进去，他用一件旧T恤把箱子裹了裹，抱在怀里。前台的小姑娘看他抱着摞书，欲言又止，最后只是礼貌地说：“顾先生慢走。”
他走了出去，没有回村，也没有去兰州。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屏幕上显示着一串陌生的号码。他迟疑片刻，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听筒那边先是沉默了两秒，静得仿佛能听到电流细微的杂音。随后，一个女声响起，声音带着些许空旷的回响，像是在咖啡馆或类似的空旷场所里。“顾老师，我是林舟。”对方顿了顿，语气里透着一种急切的郑重，“苏眠把您的地址告诉我了。请您听我一句——赵鹏程手里，有她当年投稿邮件的完整备份。那些东西，足够他咬死苏眠是‘虚构事实、恶意诽谤’。她这么做，其实是在替您填补当初留下的那个缺口。”
顾明远没有立刻回应。他怀里抱着一摞刚从旧居整理出来的书，站在北京午后厚重的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