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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夏。
放学路上，苏春棠接了赵思远，路过一条小街。前头一个男娃，七八岁的样子，追一个皮球，皮球滚到了街中间。娃儿跟着球冲出去。
恰好一辆拉货的三轮摩托，从街那头轰过来。
苏春棠后来很多次回想那一刻。她说不清自己为啥子动了。她明明是那种见事就躲的人，躲了十几年，躲成了一门手艺。可那个瞬间，她的腿比脑子快。
她把赵思远往人行道上一推，自己抢上去，一把薅住那男娃的后领，往怀里一带。
三轮摩托擦着她的腿刮过去。她抱着娃儿摔在街沿上，手肘在地上蹭掉一层皮，火辣辣地疼。
男娃吓傻了，哭都哭不出来。三轮车刹住了，骑车人回头骂了一句啥子，轰起油门跑了。
“妈妈！”赵思远扑过来，吓得直哭。
“莫哭莫哭，妈妈没事。”她把两个娃儿一边一个揽着，手肘上的血珠子一颗一颗渗出来。她先看怀里这个男娃：脸白得像纸，嘴唇直抖。“娃儿，你家大人呢？”
男娃说不出话，只晓得摇头。
周围围了一圈人。有人说报警，有人说找娃儿家。苏春棠把娃儿领到街边的凉茶摊子坐下，给他买了一碗冰粉，看着他一勺一勺吃下去，脸色缓过来了，才问出来：娃儿叫师远，就在前头那个院里头住，大人上班，婆婆带，婆婆中午打瞌睡，他一个人溜出来耍。
正问着，巷子口跑来一个中年男人，穿白衬衫，藏青裤子，皮鞋上全是灰。他一眼看见男娃，扑过来，一把抱住，抱得那个紧，男娃都挣了一下：“爸爸，我没事，是这个阿姨救了我。”
男人转过身来。
四十几岁，眉眼儒雅，原本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此刻乱了，额头上全是汗。他看见苏春棠手肘上的伤，喉头动了一下，深深一躬：
“同志，谢谢你。”
“莫得事。”苏春棠把袖子放下来，遮住伤口，“娃儿没事就好。往后看紧点，这条街三轮车多。”
她说完，牵起赵思远就要走。
“同志——”男人拦了一步，不是拦路那种拦，是欠着身子那种拦，“你的伤，去医院看一下，医药费我出。还有，你贵姓？在哪个单位？我改天登门道谢。”
苏春棠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是十几年练出来的。男人眼睛里头的东西，她一眼一个准：夜来香的那些眼睛，文清远的那种眼睛，山西那些矿老板的眼睛，她都认得。这个男人的眼睛里头，是感激，干干净净的感激，至少此刻是。
可她还是淡淡地说：“不用。举手之劳。”
她牵着赵思远走了。走出十几步，听见后头男娃喊：“阿姨！我叫师远！我爸爸叫师文鸣！我爸爸是——”
“师远！”男人把娃儿的话头掐断了。
苏春棠脚步没停，嘴角动了一下。
她懂这个动作。掐断的那半句话，才是这个男人的身份。不让娃儿说完，是不想拿身份压人，也是不想暴露身份。这个人，是个官，还是个懂事理的官。
跟她没关系。她这么想着，回了家。
半个月后，电大教务处叫她。
“苏春棠同学，省厅办公室那边打电话来，问你愿不愿去机关做临时工，打字、整理文件。”教务处的老师推了推眼镜，神情有点古怪，“说是有人推荐你。”
苏春棠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她不用问是哪个推荐的。半个月前那半句没让说完的话，换成了这个电话。
老师看她不吭声，说：“机会难得。机关的临时工，好多人打破头都进不去。你去不去？”
去不去？
那天夜里，她坐在台灯底下，坐了很久。
赵思远睡熟了，小脸红扑扑的。缝纫机罩着布罩。账本压在箱底。她把它们一样一样想过来。
去机关，意味着啥子？意味着走进人堆。她这十几年，活得像一抹影子，最怕的就是人堆，人堆里眼睛多，眼睛多了，就有人认出“海棠”，认出“职业未亡人”，认出那些她烧了、埋了、缝进棉袄里的事情。还意味着那个手握扣子的男人更容易找着我。他推荐我，图啥子？仅仅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娃儿？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白天机房里，同学们笑她“踩缝纫机的手”。她今年三十多了。缝纫机踩得再好，踩到五十岁，还是个裁缝；字打得再快，坐在机关里头打，打出来的东西，只能叫文件。
儿子上学了，人家问起来：“你妈妈是干啥子的？”赵思远说“踩缝纫机的”，还是说“在机关上班”？
她想起文清远很多年前那句话：“人要想不被欺负，得先识字，得有文化。”
文清远烂尾了，这句话没烂。这句话是对的。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稿纸，练字。这是她每天晚上的功课，一页，雷打不动。今天她写的是苏东坡那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写完，她看着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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