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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龙青九在山西跑了几个月。
大同、阳泉、长治、晋城……他一张地图，用红笔圈一个，划一个。每到一个矿，先找矿上的食堂、小卖部、理发店。人多嘴杂的地方，最能掏出话。
他把烟从一天半包抽到了一天两包，人黑了，腮帮子凹下去，眼睛里头像有两粒烧红的炭。山西的冬天，风跟刀子一样，刮得他满脸起壳。
没找着。他失望了。
难道她不在山西？
那么她在哪儿？
一个下雪的夜里，他躺在铺上，忽然从枕头底下摸出铁皮盒子，抽出一张卷烟纸，写：
“北方没有。我把北方找遍了，没有。你回南方了，对不对？川南的水土养出来的人，搁在北方，搁不住的。你回南方了。”
写完他自己愣住。
这不是账，不是信。这像是——他在跟她说话。
她确实回南方了。
一九九二年初的成都，城西，苏春棠的日子过得像一碗温开水。
两室一厅的小房子，朝南，阳台上养着两盆吊兰。赵思远进了幼儿园，每天背着小书包，出门要回头喊一声“妈妈我走了”，喊得脆生生的。她读电大中文班，晚上写作业，台灯底下摊着《古代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这栋楼里，邻居只晓得三〇二住着一个寡居的女人，带着个男娃，人和气，手巧，会踩缝纫机，谁家裤脚脱了线，拿过去，她第二天就给缝好，不收钱。
她用十多万，给自己买了一个“没有人晓得”的身份。
值不值？值。
一九九三年，四月。
龙青九的建材生意，做到了成都。
这年是建材的好年景，到处都在修楼，钢筋水泥的价钱一天一个样。他有一宗货，从重庆发成都，出了岔子，他亲自过来处理。事办完那天，对方做东，请他去看新开发的楼盘——城西，一片刚起的六层小楼，样板房装得亮晃晃的。
售楼部的小妹儿嘴巴甜：“龙总，看一下嘛，这个户型卖得好得很，朝南，带阳台。”
他本来不想看。鬼使神差地，跟起进去了。
楼道里刷着白石灰，一股潮味。上到三楼，经过一扇门。门虚掩着，里头传出缝纫机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密得像下雨。
龙青九的脚步，钉在了楼梯上。
这个声音，他十几年前听过。四宝村的土屋里有，省城周记裁剪铺里有——那是在他自己的想象里有。天底下的缝纫机千千万，可这个踩法，急一阵、缓一阵，缓的那一下，像人在换气。
他抬手要敲门。
手举在半空，停住了。
喉咙里忽然发痒，他偏过头，压着咳了一声。
屋里头，一个娃娃的声音：“妈妈，我的奥特曼呢？”
一个女人应了一声，隔得远，听不真切。
龙青九站在门外，售楼妹儿催他，他才走。
他对自己说：不是她。天底下踩缝纫机的女人多了，带娃娃的女人也多了。她要是真的回了成都，会住这种新楼盘？她哪来这么多钱？她在山西……
山西两个字一冒出来，他的心就抽了一下。
他不知道，门里头那个女人，就在他咳嗽的那一声，踩缝纫机的脚，停了一停。
苏春棠自己也说不清为啥子停。楼道里那一声咳，哑，沉，咳得很克制——像一个人把一整块石头，硬生生压进一口井里。她竖起耳朵听，再没动静了。她摇了摇头，笑自己：苏春棠啊苏春棠，你魔怔了。天下咳嗽的男人千千万。
她低下头，接着踩。哒哒哒，哒哒哒。
一门之隔。
一门之隔，八年。
当天傍晚，事情还没完。
龙青九从楼盘出来，心里头闷，没坐车，沿着街走。走到一座天桥底下，他上了桥。桥上风大，他趴在栏杆上点烟，点了三次才点着——跟几年前在省城那一座天桥上，一模一样。
桥下，人流如织。
苏春棠接了赵思远，从幼儿园回来，买菜，回家。娃娃要吃天桥那头的糖油果子，她拗不过，牵着他上天桥。
“妈妈快点！”
“慢点，看车——”
她牵着娃娃上桥，低着头走。走到桥中间，前头有个男人趴在栏杆上抽烟，背影很宽，很旧——旧得像一件穿了多年的衣裳，肩线都塌了。她牵着娃娃，从他背后绕。
就在这一瞬间，男人弹了一下烟灰。
烟头没弹稳，脱手了，打着旋儿，落下来——
落在她的脚边。一点红，明明灭灭。
苏春棠低头，看见了那个烟头。鬼使神差地，她停了一步，抬起头——
男人正好转过身去，抬脚走了。她只看见一个侧影的边，一闪，就没了：颧骨，下巴的线，后颈上很短的发茬。晚高峰的人流一下子涌过来，把他的背影吞了。
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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