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的。哪个说得清。”老人又掰了一块饼，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嗓子忽然像被什么堵住，“我那老婆子，大儿子，二儿子，大儿媳妇，还有三个孙子。最小的那个，刚过完五岁生日，第二天人就没了。发热，烧了两天，没救过来。当时我背着他去镇上找大夫，大夫说这是疫症，不肯收。我跪在大夫门口，跪了小半夜。大夫没开门。我抱着娃回到村里，他早就没气了。”
老人停了下来，没有再往下说，只是把那块干饼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
朱由校没有说话。
屋外，风从破门灌进来，卷着干草和灰尘，吹得人睁不开眼。过了好一阵，老人又开口了：“旱的时候，地里还能刨出点东西。后来井也干了，河也干了，地裂的缝能伸进去一只脚。朝廷发过赈，来过粮车。头一回，粮车是到了的。村里老乡排着队去领，一人领了三升米。第二回也来了，一人领了一升半。第三回粮车就没来。听说在道上让人劫了，也不知道是土匪还是官。后来等来了第四回——”老人冷笑了一声，“第四回，给的是带壳的谷子，还掺了沙。”
“掺沙？”朱由校的声音平静，但紧握的手暴露了他的情绪。
“掺了。十斤里边，少说有两斤是沙子。”老人说，“省里发到府里，府里剥一层，发到县里，县里又剥一层。到了我们镇上，能剩多少？剩点陈霉谷子就不错了，还敢挑？不挑还行，一挑，下一回就不发给你了。”
朱由校沉默了片刻：“那朝廷拨下来的粮食，就没人管？”
老人看了他一眼，像看一个天真的孩子：“管？谁来管？县大老爷管账的，镇上管仓的，村头里正也分了一瓢。哪一层不分？不分，谁给你往下发？”
他说着，看了看朱由校的打扮，“小兄弟，你是外地来的，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地方，赈灾粮就是一层一层的孝敬钱。从上到下，人人有份。就咱们这些穷鬼，连粥都喝不上。”
朱由校蹲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只是嘴角绷得紧紧的。骆养性站在后面，垂着眼，不敢作声。
谈玉宣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门口。她听到“疫症”两个字，便开口道：“老伯，刚才您说，您的孙儿是发热没的？村里像这样发热不治的，有多少人？”
老人看着她：“你是——”
“我是先生家里的内眷，略懂些医术。”谈玉宣蹲下身，声音温和，“您别怕，我不是官府的人。”
老人的戒心明显松了一些。他想了想：“发热的多了。前年春上，先是闹鼠，地里的老鼠一窝一窝地死，打上来都是血。后来村里就开始有人发热，嗓子肿，喘不上气，三五天人就没了。家家户户都有人病，有钱的还能去镇上抓两副药，没钱的就在家里躺着等死。后来说这是瘟疫，官府封了村，不让出去。封了半个月，又放开了，因为人跑得差不多了，谁管你。”
谈玉宣问：“那县里来了大夫吗？”
“来过一个。”老人说，“在我们村口搭了个棚子，放了几包药，住了两宿就走了。那药不顶用。后来才知道，那是过半年的陈药，都走味了。可没办法，那药还要钱，我们买不起。后来官府说，朝廷派了打井的机器来，能打出水来。我们盼了一个多月，盼来一个铁疙瘩，搁在县衙院里，风吹日晒，没人碰。再后来，铁疙瘩就不见了。听说是让县太爷卖给收铁的了，换了银子。”
朱由校的呼吸微微顿了一下。他问：“那台机器，您亲眼见过？”
“见过。前年秋天，我进城卖柴，路过县衙后院，老远看见一堆铁管子和铁轮子搁在地上，锈得不成样子。旁边还有两个大盘子，是那个什么……蒸汽用的。听人说，那个铁疙瘩要是能转起来，一天抽的水够全村的井喝三天。可转不起来。县太爷说，没人会用。后来过了一个冬天，开春再见着，就只剩一块地皮了。”
朱由校站起身，走到屋外。不是震怒的时候，但那种从骨子里泛起的无力感，让他的喉咙发紧。他站在老槐树下，抬头看着那些白幡在风里一晃一晃，像在替他记着什么。
就在这时，村口方向传来一阵喧哗。几个人的脚步声，夹杂着不耐烦的咒骂声。
“赵老头！赵老头！死了没有？没死就出来说话！”
朱由校回头看去，一个穿着皂衣的衙役，带着两个帮闲从村口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那衙役三十来岁，腰间别着一根水火棍，满脸不耐烦地踢开路上散落的砖石，径直朝老人那间破屋子走去。
老人听到声音，脸色刷地白了。他把手里的干饼一把塞进怀里，颤颤巍巍地扶着墙站起来，迎出去，赔着笑脸：“官爷，官爷您来了……”
“来了。还能上哪儿找你？”那衙役在院子里站定，目光扫了老人一眼，又扫了一眼院中这群衣着干净的外地人，皱了皱眉，“这两个月的粮账，该结了。你去年借了朝廷两斗米。皇上说了，借了要还。两斗米，连本带息，三斗。今天你得给我个准话。”
老人的笑容僵住了：“官爷，那不是朝廷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