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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北山把露出“白鹭立”三个字的副本装回信封，没有留在我桌上。
当晚我没有回工作套房，去了顾北山后巷的家。
不是为了抢纸。他邀请我看原页如何保管。矮柜外多了一层防潮箱，箱内放无酸纸套和湿度卡，中立会计每月核封。顾北山仍住旧房，风扇、缝纫机和藤椅没换，却愿为一张半页纸付比整套家具还贵的保管费。
“你有白鹭三成，为什么不搬好一点？”我问。
“我住得惯。”他说。
“别人会说我让你守旧房。”
“让他们说。房子写我名，维修我付。你若为了自己名声给我买别墅，我还得替你证明不是收买。”
他的资产并不寒酸。白鹭三成带来稳定分红，存款足够养老，后巷房子虽旧，也有合法权属和修缮。他不买豪车、不搬新楼，是选择，不是穷人只能清高。人物若只穿旧布鞋却没有拒绝的经济基础，所有坚持都像依赖老板恩赐。
顾北山给我看三组通知的发送方式。
第一组用挂号与见证送，第二组通过遗产事务，第三组先查旧地址、行业登记与双方都认识的中间人。没有在报纸登完整姓名寻人，也没有让阿木去老家问。合理通知不是动静越大越尽责，尤其原页涉及员工和早年身份。
“第三组若故意不回？”我问。
“中立方看是否已给机会，不看他是否配合你的期限。”
“他若拿沉默要钱？”
“没有证据，沉默不生价。也不自动放弃。”
这正是窄账最难的地方。它既不让老板把沉默当同意，也不让沉默的人因此拥有无限叫价。外部程序要判断通知、现有权利和公开范围，不是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手印。
我问顾北山，标题第四字是否真会改变平台。
“会改变你们能不能说自己继承。”他说，“不会替你们还一分钱。”
“若是立债？”
“你又猜。”
“你知道我会猜，才只给三个字。”
“我只给已获授权的三个。不是拿谜吊你。”
他有些生气。旁观者最容易把一个老人保护别人看成故作深沉，仿佛所有延迟都只是为了吊胃口。那晚我第一次把这句话记在夜账：顾北山不是知道答案便能随便给；信息在他手里，也不全属于他。
我离开时，后巷刚停电。顾北山拿手电照我到街口，不让盛勇把E280开进窄巷。车在主路等，空调开着，司机工时正常。一个有两千万权益的老板从一名有白鹭三成的老人旧屋走出来，两人都没有因生活朴素便失去资产，也没有因有资产便能买走第三组人的同意。
“我已经看见。”我说。
“看见不等于归你。”他回答。
“三个字还能拿走？”
“纸能。”
他把信封放进藤包，锁进白鹭一楼旧柜。柜仍是两把钥匙，一把在顾北山，一把在中立会计；我的钥匙只能开白鹭经营档案，开不了窄账索引。十二年前我买下七成股份时，同意过这个保管方式。那时我只在意七成能分多少，没想到三成股东有一天会用一把旧钥匙，挡住一家注册资本一千多万元的新公司。
“第三个人不回，永远只看半页？”我问。
顾北山说，原始相关人有三组，不是三个具体人。第一组早期员工代表已经同意，第二组已故见证人的继任代表同意，第三组是一名旧合作者与当年两名临时劳工共同事项。旧合作者地址失效，两名临工一人回乡、一人多年无联系。规则允许合理通知后由中立方判断是否开范围，不要求死人和失联者无限等待；三十日还没到。
“梁仲平不会等。”
“他可以不等。”顾北山说，“公司也可以不拿这页做交易。”
我说新投资人都在问治理，B.L.不说明，估值和条款会一直留折价。顾北山问，少拿两百万元与把别人的旧事交给投资人，我选哪一个。
“不一定少两百。”我说，“可能八百都不进。”
“那便不进。”
“你说得容易。”
“我的白鹭三成也会少值。”
顾北山不是拿别人的资产讲道德。他持有白鹭三成，青川商号与白鹭收益也受新平台影响；融资失败，分红、维修和品牌都可能受损。他仍愿意少值，便有资格说不。富有不仅是有几辆车，也包括有一份不急着卖的资产，让一个人能在大家都催时守住拒绝。
四月一日，十二名投资意向人来平台参加说明会。
他们不是同一种钱。
四名本地酒店与供应老板，看中青川的订单和品牌；三名外地企业家想把跨城采购接到自己的物业；两家专业投资机构看财务、退出和治理；一名有仓储背景的个人投资者想拿运输合同；另两名是熟人介绍的财务投资人，只愿跟我本人。
会议资料把九千二百万旧估值放在历史更正页，不作本轮定价。平台本身按近十二个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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