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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九日，合原提交第三版方案。
四百二十万元责任池被取消。平台自身确认的六十万元债务按普通合同解决，项目债各自展期，中立目录由外部会计维护。若只看钱，梁仲平像是退了。
第三版不再谈可转换本金，改谈三项治理权。
第一，历史事项解释委员会。五人组成：平台两名、合原一名、项目与小股东一名、中立专业人一名。凡董事会材料涉及二〇〇八年以前文件，须先由委员会出具范围意见。
第二，信息变化通知。任何十五份原件、两份中立原件、B.L.索引和相关员工/项目责任的状态变化，平台在五个工作日内通知合原董事；未通知构成重大治理违约。
第三，否决权。平台若更改历史事项分类、销毁相关材料、永久转让商号或终止中立目录，须取得合原提名董事同意。权利与梁仲平个人任期无关，随合原持股或其指定继任者延续。
没有一项直接让对方多拿钱。
三项加起来，却能决定什么先进入董事会、谁看变化、哪些分类永远不能在它不同意时结束。
“他们要把右边椅子写进章程。”顾北山看完说。
赵坤认为第一项可以谈。历史文件复杂，先做范围意见能减少董事会时间。委员会五人，合原只有一名，不能独断。
黎真指出，出具意见的人会决定哪些材料算“历史”。若平台一个普通供应合同引用二〇〇七年品牌页，是否要先过委员会；一名员工旧承诺转成新劳动合同以后，是否还永久受历史分类。入口一旦广，委员会比董事会更早控制议程。
严陆支持设清晰清单。只对已编号的三十七项和十七份原件，不扩大；每年复核，已结退出。
梁仲平同意限定清单，却要求任何由清单派生的新事项自动进入，直到委员会确认不相关。
“自动进入，又由你参与决定退出。”郭玉兰说，“门还是朝一边开。”
他提出合原一票不具否决，四人可以让一项退出。
五人委员会里，平台两名、项目一名、中立一名，理论上四票能过。问题在于中立专业人由谁选，平台与合原共同指定；选不出时，旧人留任。只要合原不换不满意的人，第四票便可能永远不出现。
我没有因看到机关便立刻拒绝。委员会确实可能解决一部分真实成本。两份原件同桌开了十小时，公司不可能每次都这样。我们让周萍、外部会计和项目代表用三十七项做一次模拟。
第一轮只处理五项。
一份已结翻译费，平台和项目同意退出历史清单；梁仲平认为应保留为B.L.服务演变样本，不作为债权。若“退出”意味着从目录删除，他反对；若意味着状态已结但索引保留，他同意。争议其实在删除和结论被混成一个词。
第二项是工伤员工持续安排。劳动合同已经正式化，是否还属历史。红姨认为具体旧病与窄账退出，当前劳动义务留人事；梁仲平认为原承诺对岗位保护范围仍可能解释，至少匿名索引保留。员工本人代理说愿保留正式合同，不愿自己的早年事故继续出现在投资人目录。
第三项是基础盘一成二。老阮一方要求不入平台历史委员会。梁仲平说平台运输报告会披露，无法完全不看。杜成同意披露合同支出总额，不开放个人份额和旧收据。
三项已经开了四小时。
模拟证明，委员会能把问题说细，也会让一项已经正常运行的关系每年重新证明自己为什么可以离开历史。对投资人，这是风险纪律；对员工和小项目，是一个永远看得到过去的门卫。
第二项信息通知更危险。
合原董事依公司章程本来就能获得平台必要信息。它要求五日通知的范围却包括两份非平台拥有的原件、白鹭窄账和相关员工责任。平台无法承诺自己没有权控制的资料，也不应为了履约，要求白鹭和个人每次变化先报合原。
梁仲平愿把通知改成“平台知悉且有权披露”。
律师提醒，“知悉”会刺激平台扩大收集。董事长或某名经理听说一名旧员工变更联系人，是否算平台知悉；为了避免漏报，公司可能又建一张全表。
红姨把第三版方案放到阮秋事件报告旁边。
“上次我们错在为了运营安全先把所有人放进系统。”她说，“这次要为了投资人安全再放一次？”
梁仲平说他不需要日常联系人，只要历史责任金额和状态。
“那就拿金额和状态。”
“状态变化需要基础。”
“有具体争议时再申请基础。”
对话又回到资料最小化。
第三项否决权最直白。
合原持股百分之九点四，本来无法单独挡重大事项。若获得历史分类、销毁和中立目录否决，它便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拥有一票锁。梁仲平的理由是，这些事项直接影响合原投资时评估的风险，普通多数不能在融资后把材料销毁、改名或挪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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