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
从老马铺子出来，又跑了三家。每家都是一样的流程——坐下，说清楚欠多少、什么时候还、利息怎么算，把还款计划书递过去，一条一条地解释。有的答应得痛快，拍拍他的肩膀说“不急，慢慢来”；有的犹豫了一阵才点头，把计划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才签字；有的骂了几句才签字，说“你们这些私人办厂的就是不靠谱，今天不被这个人坑明天就被那个人骗”。有个姓黄的辅料商态度最差，指着鼻子骂了一刻钟，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说你们这些私人办厂的不靠谱，还不如趁早关了门回去种地，省得害人害己。陆建设听完了，没有反驳一个字，只是把计划书放在桌上，鞠了一躬，走了。
他走出去的时候姓黄的还在后面骂。他继续往前走，脚步没有加快也没有放慢。骂声渐渐远了，被午后街上的自行车铃铛声和卖豆腐的吆喝声盖了过去。阳光照在他后背上，把影子拉得很长，他的背微微弓着——不是驼背，是那种扛了太多东西之后不自觉地往前倾的弧度。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他刚把自行车支在院里，就看见几个黑影站在院门口。赵老栓打头，后面跟着孙木匠、刘老三、李会计，还有最早从陆记领棉纱回家纺线的刘大嫂。几个人在院门口站成一排，手里都攥着东西——有的是钱，有的是存折，有的是用布包了好几层的票子。他们在暮色里看着他，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目光都往同一个方向使着劲，那种劲道比任何语言都有力量。
明翰从堂屋门口探出半个脑袋，手里攥着一个啃了一半的冷馒头。四岁的孩子还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家里最近气氛不对——爹每天早出晚归，娘走路都带着小跑，奶奶在藤椅上坐到半夜还不睡觉。他看见他爹站在院门口被一群人围住，想跑过去，被明远从后面拉住了衣领。明远把弟弟拽回门槛上坐好，小声说了句“爹在忙”，那语气跟他娘一模一样——稳，不慌。明翰没闹，只是把馒头掰成两半，一半放在门槛上留给哥哥，一半塞进自己嘴里，腮帮子鼓鼓地嚼着。
赵老栓第一个上来，把一卷票子塞进他手里——是前阵子刚还的那一百八，连动都没动过。票子上还带着炕柜里樟脑丸的气味，凉丝丝的。“先紧着急的债还，我的不急。”他说完转身就走，步子又大又快，不给陆建设推辞的机会。
孙木匠递过来六十块。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木屑和胶痕。“你爹当年修纺车，那把旧菜刀是我帮他磨的。这钱你先用，缓过来再说。”
李会计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除了钱还有一份连夜做的债务方案——哪笔该先还、哪笔可以延、哪笔能用货抵，用红笔蓝笔标的清清楚楚，每一条方案的后面都附了计算过程和风险提示。“你这六万块的缺口，要马上付的现款其实不到一万。账上的活钱加上我们凑的，扛得过这个月。下个月的事，下个月再想办法。”
刘大嫂最后一个上来。她从怀里摸出红布包，一层层打开。红布是旧的，边角磨毛了，但洗得很干净。里面是几十块皱巴巴的零票——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最大面额十块，用橡皮筋扎着，总共不到六十块钱。她把钱往他手里塞的时候，嘴唇动了动，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出来。
“建设，你当年挨家挨户发棉纱给我们纺。我一个寡妇带两个孩子，要不是你，我们娘仨早饿死了。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还能纺线，日子紧巴点不怕。你要是把厂子关了，我就没地方领棉纱了。”
她说最后那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又像是怕不说出来就再也没机会说了。陆建设握着那卷还带着她体温的零钱，喉咙里堵了团东西，堵得他说不出话来。他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那些钱——新的旧的、整的零的、五块的十块的，叠在一起，被他的汗水浸得微微发潮。他站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不高，但稳。
“各位的钱，我一分不少全还。厂子倒不了。”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他把李会计的方案看了两遍，重新做了一份还款时间表——三个月内还清所有紧急债务，半年内恢复全部产能，一年内把被周明远破坏的销售渠道全部重建。写完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脑子里过着一件又一件接下来要做的事：停两条旧线，辞退六个人，压缩一切不必要开支，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田秀芹推门进来时他正盯着墙上的“陆记”木板发呆。那块木板是他爹在煤油灯下刻的，有建梅血渍的那一块，上面“陆记”两个字的笔画已经被手摩挲得发亮了。她把一碗热了第三次的粥放在他手边，粥里的荷包蛋已经碎了，蛋黄散在米汤里，糊了半个碗。她把腌萝卜也端来了，又放下一碟新切的咸菜丝。然后她在他对面坐下，拿过那张还款时间表看了看，眉头微微皱着——那是她看账本时惯有的表情，专注而不焦虑。
“你把辞退的工人名单给我。”她说。
“你要名单干什么？”
“明天一家一家去说。你嘴笨，这种事我比你说得清楚。”
陆建设看着她。她在灯下翻着那张纸，眉头微微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