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的哨兵。他骑得很快，风灌进他的衣领里，凉飕飕的，但他不觉得冷——心里那团火烧得太旺了，烧得他胸口发烫。
镇上周明远租住的那间屋子他去过很多次。周明远每次从省城回来都会在这里住几天，偶尔也叫陆建设来喝酒吃饭。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全县地图和销售网点分布表，桌上常年放着一台旧电话和一本翻烂了的客户通讯录。陆建设记得有一回他坐在这里喝酒，周明远指着墙上的地图跟他说，以后咱们要把陆记的布卖到这张图上的每一个乡镇去。那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干劲、有想法，是能一起把事做大的人。
现在那扇门虚掩着，门板被风吹得一开一合，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像是老人在咳嗽。陆建设伸手推开门，屋里一片狼藉。被褥、衣物、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消失了。墙角那台旧电话机还在，但电话线被扯断了，断口处露出细细的铜丝，像被咬断的血管。墙上只剩下几枚孤零零的钉子，原来挂着的地图和表格全都不见了，只留下几个长方形的灰尘印子——地图印、表格印、还有一个相框印，相框里原来放的是周明远和陆建设在厂门口拍的一张合影，照片上两个人并排站着，背后是那块刚挂上去的“陆记纺织”招牌。
地上散落着几张揉皱的废纸，陆建设蹲下来捡起一张。是周明远的字迹——一份客户名单，七八个名字和电话号码，字迹潦草但能辨认。最下面一行被划掉了，划得很用力，笔尖把纸都戳破了，像是在划掉一个不能留下的名字。陆建设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是一行更潦草的字，像是在匆忙中记下的：“南边。广州。中山路138号。”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怀里，站起来在空荡荡的屋里站了很久。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看不出愤怒，也看不出悲伤，只看到一种很深的、像是刻进骨头里的沉默。房东揉着惺忪的睡眼从隔壁过来，靠在门框上说“他两天前就退了房，走得很急，连押金都没要，我还以为他家里出了事”。陆建设问“他有没有说过要去哪里”。房东想了想，说“没细说，就跟我说要出趟远门，可能要很久才回来。对了，走之前他接了个电话，好像提到了‘南边’。”
南边。南边那么大，深圳、广州、珠海，随便一个城市都能把一个人吞得渣都不剩。陆建设把那张揉皱的客户名单折好放进怀里，转身走了。
从镇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接待他的民警态度客气但话不中听，一边填表一边说这种事太多了——年前隔壁镇一个做木材生意的被骗了八千多，到现在都没破案；年后另一个镇一个倒腾化肥的被骗了一万二，也是人跑了钱没了。“你们这些私人做买卖的，跟人合伙之前得查清楚底细。我们尽力，但你别抱太大希望。”民警把笔放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同情也有一种“你自找的”的无奈。
陆建设接过那张报案回执单，折好放进怀里，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走出派出所大门的时候，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他脸上，他眯了一下眼，觉得那光线像刀子一样刺眼。他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派出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飘来的淡淡槐花香，跟他家院子里那棵槐树是同一个品种。他想起他爹活着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总得栽几个跟头。栽了跟头不可怕，怕的是趴在坑里不爬起来。”他那时候小，不太懂，觉得栽跟头就是摔跤，摔了疼一阵子就不疼了。现在他知道了——栽跟头不是摔跤，是有人从你背后踹了一脚，你摔倒了还要自己爬起来，爬起来之后还要继续往前走，因为身后还有一家老小、一厂工人、十几户合作农户，他们都指望着你，你不能趴下。
他骑上车，开始一家一家地跑债主。
老马的棉花铺子在镇子东头，门脸不大，后院堆着成垛的棉包。他欠老马将近四千块的棉纱款，是最大的一笔原料债。老马正蹲在院里抽旱烟，看见他进来，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抬头打量了他一眼。老马做了二十来年棉花生意，什么样的客户都见过，赖账的、跑路的、哭穷的、装死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但他从没见过一个欠债的人主动上门来谈还款方案的——通常都是债主追到欠债的人家里去，拍桌子砸板凳地要钱。
“你气色不好。”老马说。
陆建设在他对面蹲下来，把来意说了——钱被卷了，四千块不能一次还清，分三个月，第一批下个月底还一千，第二批年底还一千五，剩下的年后再还清。他从怀里掏出提前写好的还款计划书递过去，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陆记的章。计划书上的字是一笔一划写的，没有一处潦草，每个数字都反复核对过。
老马接过那张纸看了半晌，烟袋叼在嘴里忘了吸。“利息呢？”
“按信用社同期利率算。”
老马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别回腰上，又看了他一眼。那一眼看了很久，像是在称一个人的斤两。然后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自己兜里，说了一句：“利息不要。但有一条——还不上，我拉机器抵债。”
“行。”陆建设站起来，朝老马微微鞠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