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们的家人，后来有人找过吗？”陆川问。
关爷看着陆川，看了很久。然后他说：“这些年忙着活命，没顾上。”这个回答不在任何人意料之外——在异国他乡，中国人连活着都要拼尽全力，谁还有余力去寻四十年前的亡魂。但关爷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辩解，只有陈述。像是在陈述一条他自己也不愿意接受但不得不接受的账目。
“以后，如果我们能回国，”陆川说，“我帮您去山东、辽宁、福建——能找到几个算几个。告诉他们，他们的家人在日本没给中国人丢脸。”
关爷站在原地没有动。他脸上的刀疤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老，格外深，像一道干涸了很久的河床。但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在动——不是泪，是某种被埋了很久的东西正在往上翻。
“好。”他说了一个字。
然后他转过身，推开后门走了出去。
老马跟在他后面，走之前回头看了一眼陆川。那个眼神很复杂——有意外，有审视，还有一点极淡的认可。他嘴里叼着的烟已经灭了，他没再点。
关爷走后，赌场里没人动。花姐站在吧台后面，手里还拿着那只悬了半天的茶壶。老周在角落里咳嗽了一声，重新闭上了眼睛。老孙把那枚筹码收进了口袋里，站起来开始收拾椅子。小许从最后一排走过来，看了一眼陆川，微微点了点头。王工头在角落里抬起头来，脸上的表情像哭又像笑——他爹也是那批偷渡客里的一个，到死没回过家，骨灰也洒在东京湾。散场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陆川面前，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挤出来两个字：“谢了。”
“不用谢。”陆川说。
“关爷这四十多年，从来没在规矩会上说过互助会的事。今天是第一次。”
陆川没有说话。他只是转头看了一眼吧台上那块旧榻榻米——关爷刚才站过的地方，草席面上有两个极浅的脚印，正在慢慢消失，像一个人站得太久了，连榻榻米都记住他的重量。
阿虎从椅子上弹起来，伸了个懒腰。“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今天谁要挨揍呢。”
“你脑子里除了挨揍还有别的吗？”阿龙说。
“有啊。拉面。大碗的，要有叉烧的那种。”
阿龙摇了摇头，站起来准备走。阿绣从第三排走出来，手里还攥着半截针线——他刚才一边听关爷讲话一边补袖子。海生从椅子上跳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叠刀，按了按刀刃，确认它还够紧。阳光从后门漏进来，照在空荡荡的赌桌上，照在叠得整整齐齐的折叠椅上，照在吧台上那块还没来得及收走的旧榻榻米上。
下午，公寓里，阿虎躺在那六叠榻榻米上，开始掰指头算这个月赚了多少工钱——工地的日薪涨到一万八之后，他每个月能存下将近一半。“再干半年，”他说，“我就能买辆摩托车了。二手的。真由美说她帮我挑，她说台场那边有个修车厂，老板是她爸的朋友，能把最烂的引擎修成新的。”
“你还没把她忘了？”阿龙问。
“忘了谁？”
“那个金毛。”
“人家叫真由美。”阿虎坐起来，“而且她不是金毛——她染的是栗色。她说下次见面要染成红色。哥，她跟别的日本女孩不一样——她飙车，打架，抽烟，笑起来跟咱们码头上的姑娘一样野。”
“她是日本人。”阿龙说。
“日本人咋了？”
“你是中国人。”
“我知道我是中国人。”阿虎翻了个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胳膊垫在脑袋下面，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又补了一句，“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从今天起，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这句话是她用发胶和打火机逼退两个极道之后说的。没人逼她。她自己选的。”
阿龙没有再说话。他靠在墙上，看着窗外那一小片被空调外机挡得支离破碎的天空，想起了小百合。青森的拉面店姑娘，两颗虎牙，喜欢吃他带的饺子。他已经两周没去那家拉面店了——不是因为不想去，是因为最近工地加班太多，收工的时候拉面店已经关了。上周六他特意提前半小时溜出工地，赶到拉面店的时候，小百合正在擦桌子。她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用保鲜膜包好的饭团递给他，说：“昨天你没来，我以为你不来了。”饭团是三角形的，里面裹着一颗酸梅干，和他来日本第一顿饭吃到的一模一样。他说：“谢谢。”她说：“不客气，饺子君。”那天他在拉面店里坐了很久，吃到最后一个饺子才发现碗底多了一块叉烧——是小百合偷偷加进去的，没告诉他，也没多收钱。
阿龙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个保鲜膜。他把它留下来了——洗干净，叠好，放在工装口袋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留，但他知道这件事他不会告诉任何人。
钟亦鸣坐在角落里，面前摊着一大张手绘图表。不是工地的出工单，是一张时间线。左边写着“1985.9 广场协议”，右边画了一条红色的曲线一路往上飙，曲线旁边标注着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变化。最右边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