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空中，茶壶嘴悬在杯沿上方，忘了往下倒。阿虎吞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海生盯着那块木牌，眼睛一眨不眨，把他看到的每个字、每个刻痕的深浅都往脑子里记。陆川沉默着。他见过死人，在部队见过，在大连见过，在底舱的风浪里也差点自己变成死人。但他没见过这种死法——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个叫“互助会”的东西。七个人，最小的比他弟弟还小两岁。
关爷把木牌放在吧台上，面朝所有人。然后他竖起一根手指。
“第一。不碰毒品。”他的语气变了，不再是讲古，是讲规矩，“谁碰了，不用等警察——我自己清理门户。我见过碰毒的前辈——三十岁死在厕所里，针头还扎在胳膊上，瞳孔放得跟猫一样大，身体蜷成一团，裤子上全是屎尿。他老婆抱着尸体哭，哭不出声，嗓子已经哭哑了。”
他的手指在空中顿了顿，像在回忆那张脸。
“第二。不碰军火。你在街上动刀子，是伤害罪。你碰了枪，是国贼。日本人可以用枪——他们是日本人，有护照，有律师，有议员帮他们说话。我们中国人被抓了，没有人帮我们说话。碰了枪就是死罪，没有任何余地。”
“第三。不杀警察。”关爷的手指悬在半空中，“这条不用解释。你敢动警察一根手指头，不管你是哪个堂口的，不管你跟了我多少年——所有人都会跟你划清界限。包括我在内。日本警察不抓你，我亲自把你交给他们。”
他把三根手指收回去，握成拳头。
“这三条是高压线。碰了谁都保不住你。剩下的规矩——不欺客、不贪财、不出卖兄弟——我不展开讲，你们自己心里有数。规矩是用来保护老实人的，也是用来约束聪明人的。你们中间有些人很聪明——比关某聪明——但聪明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可以不用守规矩。”
他的目光在陆川身上停了零点几秒。不是警告，是提醒。
“在这一行，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太多。我今天不讲别人，就讲一个我自己亲眼见过的人。”关爷放下手，走到吧台边拿起花姐倒好的茶喝了一口，“这个人姓刘，大刘，河南人，比我早两年来日本。刚来的时候身无分文，在码头上睡纸板，后来靠倒卖废铁起家，攒了第一桶金。大刘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他会讲日语，会记账，会跟日本人谈生意。那时候中国人在日本做生意很难，但他能做。他把日本的废旧机器买下来，拆成零件卖回国内，赚了三年的好钱。后来他觉得赚钱太慢，开始走私。走私电视机、录音机、摩托车。他觉得走私也不过瘾，开始碰药。他觉得碰药风险太大，开始自己制——在横滨租了个仓库，搞了个实验室，做兴奋剂卖给日本暴走族。”
关爷端着茶杯，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已经翻阅了无数遍的档案。
“有一天晚上，大刘的仓库炸了。不是警察查的，是他自己操作失误——化学药品配比错了，着火烧了整个仓库。消防队来了，警察也来了。大刘跑了，但三天后在码头被抓。判了十五年。在监狱里待了六年，得了肝癌，保外就医。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黄疸，眼睛都是黄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关哥，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
关爷放下茶杯。
“他不是比别人聪明。他是忘了规矩。规矩是底线，不是天花板。你可以往上飞，但你不能往下掉。往下掉的人，没有回头路。”
他把那块木牌重新拿起来，放进公文包里，动作很慢，像是送一个老朋友回家。
“今天就讲这么多。你们记住也好，记不住也罢，关某说过了。”
他转身要走。老马从吧台后面绕出来，准备跟在关爷后面去开后门。花姐把茶壶放下，开始收拾杯子。
陆川忽然站起来。
“关爷。互助会那七位前辈，他们的家人都还在吗？”
整个赌场的空气凝固了一瞬。老周睁开了一直闭着的眼睛。老孙手里那枚筹码停了。阿龙转头看着陆川，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花姐手里的茶壶又悬在了半空中。关爷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陆川。看了很久，久到阿虎开始替他捏一把汗。
“有的还在。”关爷的声音很轻，“有的找不到了。”
“在国内？”
“国内。山东、辽宁、福建。有几个当年是偷渡来的，家里不知道人在日本。后来死了也没办法通知——国内知道了要追查偷渡的事，家属可能被牵连。所以那七个兄弟，死的时候连坟都没有。骨灰洒在东京湾里。”
关爷沉默了一会儿。
“每年清明，我去台场海边烧纸。不烧墓碑，不写名字——怕海关查。就对着东京湾的方向，烧几张黄纸。”
他说得很平淡，像是在描述一个已经重复了太多次的习惯。但那个习惯本身，就是一个老江湖在异国他乡里守了四十年的一场私密的葬礼。对着东京湾，烧几纸黄纸。没有名字，没有墓碑，只有他自己知道烧给谁。四十年前那七个人的名字刻在木牌上，四十年后他们的骨灰漂在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