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的、有把自己女人卖了还赌债的。你们让我想起我们那批人——昭和二十年在雪地里往东京走的那九个人。都一样——什么都没有，只有彼此。”
他把每个杯子都倒满，端起自己的那一杯。
“喝了这杯酒，以后望道居就是你们的食堂。没饭吃的时候，来。过年的时候，来。想家的时候，来。门不锁。”
陆川端起杯子。十四只手同时举起瓷杯，杯沿在暖黄色的灯光下闪着微光。白酒入喉，辛辣刺鼻，像一条火龙从嗓子眼一路烧到胃里。阿虎被呛得直咳嗽，阿龙给他拍背。钟亦鸣喝了一口，脸就红了。海生抿了一小口，辣得眼泪都出来了，但他咬牙咽了下去，没有咳出声。阿绣捧着杯子，像捧着一件刚缝好的衣服，小口小口地喝着，每咽一口就轻轻皱一下眉。
“老陈。”陆川放下酒杯。
“嗯？”
“你说树和贼的活法不一样。但树要扎根，得有土。中国人在这片土上，算什么东西？”
老陈没有马上回答。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白酒在他脸上的沟壑里找不到停留的地方，顺着嘴角淌下来一滴。他用袖子擦掉，然后把杯子重重地搁在桌上。
“算人。”他说，“但在日本人眼里，你们不是日本人。在日本极道眼里，你们是外来物种——可以用，也可以杀。在警察眼里，你们是黑户，是麻烦，是档案袋里一堆没有照片的文件。在泡沫经济眼里——你们是工具。日本经济好，你们有活干；经济不好，你们是第一批被扔掉的。所以我才说，你们得先活下来。活着，才能谈别的。”
“那怎么活？”
“你已经在做了。”老陈看着陆川，“你在赌场守的半个场子，是关爷给你的第一块土。不是最好的土，但有土就能扎根。关爷这个人——我知道他怎么起来的。昭和二十一年，他在黑市上跟韩国人抢地盘，一把西瓜刀杀了三个人。那三个韩国人也是穷鬼，跟他一样，都是在日本没身份的人。贫贱相杀。他后来跟我说，他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是死在日本，没人收尸。所以他给自己攒棺材本，也给别人攒。他的人，只要不出卖他，他都会保。但这不够。他老了。他需要一个能替他把根续下去的人。”
陆川端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紧。
“你看歌舞伎町这些中国人——赌场的、工地的、码头扛包的、街上拉皮条的。他们都在捞快钱。捞完就走，走不了就死在这里。没有人想在这里扎根，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的土。但你想过没有——你不扎根，就永远是人家的工具。用到你的时候给你一万八，不用你的时候你连一万八都没有。你想当贼，还是当树？”
“树。”陆川说。
“那就要有树的活法。树的第一条——根要深。根基不稳，风一吹就倒。你今天在赌场站住了，明天呢？后天呢？森田组的人随时可以来砸场子，福清帮的人随时可以在背后捅刀子。你靠什么站稳？靠关爷？关爷活不了你一辈子。靠你身边这群兄弟？他们跟你一样，什么根基都没有。你得靠自己——靠你在牌桌上摸清每一个对手的底牌，靠在股市上学会看穿数字背后的谎言，靠你把每一个能交的朋友交到、每一个要防的敌人防死。”
“树的第二条——枝要散。你不能只待在赌场。工地上的兄弟还在搬水泥，朱鹭那边的客人还在聊地价和股票。歌舞伎町这条街上，每一个角落都有你需要知道的事。往远处看——新宿地铁站要扩建，那块叫‘桥’的地皮一年后翻三倍。你现在不筹钱，到时候连入场券都买不起。”
钟亦鸣放下手里的杯子，看着老陈，眼神忽然变了一种光。
“老陈，你怎么知道‘桥’的事？”
老陈端起来的酒杯在他嘴边停了一下，然后他把杯子放回桌面，发出轻微的磕碰声。
“因为那块地，三十年前是我住过的地方。”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大了。
“昭和二十三年，我从北海道走到东京的第二年，跟几个同乡在歌舞伎町搭了个棚子住。那块地当时是废墟——战争炸的，地上全是碎砖头和弹坑。后来日本人把那块地清理出来，建了一栋七层楼。我在那栋楼一楼开了这个面馆的第一个铺面。后来楼被卖了，我搬到这条巷子里来。再后来楼又被卖了好几手，每一手都翻倍。现在据说值二十亿日元。”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二十亿。当年我在那栋楼下面住的时候，连一碗拉面都吃不起。”
他站起来，走到收银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绳串着的干枣。
“这颗枣，是昭和十九年，我母亲在我被抓走之前塞到我手里的。她从自家院子里那棵枣树上摘的，一串三个，给我和两个同乡一人一个。她说枣到了，人就能回来。”他把红绳放在桌上，“两个人死了。枣还在。”
然后他把红绳推到陆川面前。
“这个给你。不是让你替我回去——是让你记住：枣到了，人还没到。树还没种。”
陆川把红绳绕在手腕上，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