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的时候被石头砸断的。当时没有医生，矿上的日本人说——手指断了就断了，又不是腿。一个同乡用缝衣服的针和线给我缝了伤口。没有麻药。我咬着一条毛巾，把毛巾咬穿了。”
他把手收回去，搁在膝盖上。
“昭和二十年，日本投降。矿上的日本人都跑了。我们从北海道徒步往南走，想去东京。为什么去东京？因为听说东京有中国人——有战前来的留学生、有被抓来的劳工、有随军家属。我们觉得找到了同胞就能找到活路。从北海道走到东京，走了一百天。没有吃的，就啃树皮、挖野菜、捡美军的垃圾堆。同村十八个人，走到东京的时候还剩九个。”
桌子周围一片沉默。连阿虎都屏住了呼吸。
“到了东京才发现——同胞也活不下去。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流浪汉。我们几个人在池袋搭了个棚子住，靠在黑市上帮人搬货为生。后来攒了点钱，开了这个面馆。那是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年。这馆子开了三十年了。”
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一座小山，新旧叠着，最上面的还冒着青烟。
“你们来的时候好。”他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但这次语气不一样了，“日本现在是有钱。但你们记住——这钱，来得快，去得更快。”
陆川放下筷子。
“为什么？”
“因为这是借来的繁荣。地价为什么涨？因为银行在放水。银行的钱哪来的？是政府印的。政府为什么印？因为美国人逼着日元升值，日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政府只好印钱刺激内需。印出来的钱全流进了股市和地产。所有人都在投机——买一块地，三个月翻一倍。这种钱，能长久吗？”
没有人回答。
“你们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老陈问。
“在工地，一天一万八。”阿龙说。
“一万八。一个中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在日本是一天的工资。你们觉得多吗？多。但这不是因为你们值这个钱——是因为日本的泡沫需要人手。工地缺人，赌场缺人，码头缺人。等泡沫破了，你们还值不值这个钱？到那一天，有多少中国人会死在这条街上？”
窗外有救护车驶过，警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雨幕里。
“死？”阿虎的声音有些发紧。
“死。”老陈看着他，“泡沫破裂的时候，最先死的是最底层的人。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因为你们没有身份、没有存款、没有保障。工地不招了，你们就没饭吃。没饭吃，就得去偷、去抢、去借高利贷。借了还不上，要么被砍死，要么死在街头。这条路，我看了四十年，每一批来的中国人，最后总有几个走不通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把窗外歌舞伎町的霓虹切成一道道扭曲的彩条。
“我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在日本活着，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当贼，一种是当树。当贼的，捞一票就走，赚快钱，干快活，死得也快。当树的，把根扎在这片土里，风吹雨打都不走，慢慢长，慢慢活。树和贼的活法，是不一样的。”
“那您呢？”海生忽然开口。这是他今晚第一次说话。
老陈转过身来，看着这个瘦小的少年。海生坐在角落里，面前的面碗已经空了，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老陈——不是那种好奇的打量，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在辨认一个人是不是同类。
“我是树。”老陈说，“但我是被栽在这里的。不是我自己选的。”
他又点了一根烟。
“昭和二十一年，我们九个同乡到了东京之后，打算攒钱回国。但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日本和中国没有邦交，回不去。等中日建交的时候，是一九七二年——我们在日本已经待了二十九年。回不去了。不是不能回，是不敢回。回了说什么？‘我在日本挖了两年煤，开了二十年面馆，现在回来养老’？家里人都以为我们死了。坟都给我们立了。”
他弹了弹烟灰。
“所以我这辈子，就是一棵被栽在异乡的树。根扎得很深，但这片土不是我选的。你们不一样——你们是自己来的。你们还有选择。想清楚自己是什么。是贼，捞够了就走，别回头看。是树，就别想着投机取巧，老老实实扎下去。但不管是哪一种——活着。先活下来，再想别的。”
他把烟叼在嘴里，走到灶台边，弯腰从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个大坛子。陶坛子，封口用红布扎着，红布已经褪色了。他把坛子放在桌上，撕开封口，一股浓烈的酒香冲了出来——不是日本清酒的淡雅，是中国白酒的烈。
“这坛酒，是我昭和三十年开这个馆子的时候酿的。三十年没开封。”他从碗柜里拿出十五个小瓷杯，一个一个摆在桌上，“今天，我请你们喝。不是因为我大方——是因为你们是这几年我见过的最像人的一群。工地上搬水泥，赌场里守规矩，六叠榻榻米上挤十四个人，过年还能唱渔歌。我在歌舞伎町四十年，见过太多中国人——有偷的、有抢的、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