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下沉，双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可以随时格挡或出拳。
“你到底想干什么。”工头的声音比刚才低了。
“很简单。钱，明天补齐。按两万算，每人补一万。十四个人，十四万。补完了，这事就过去了。不补——”陆川站起来，往前迈了一步。那一步不大，但落地的声音在铁皮工棚里很响，“——你和这栋楼一起封顶。”
工头脸色变了。他咬着牙瞪着陆川，胸部起伏了好几次，脸颊上的肌肉抽动着，像是在算计面前这个年轻人是在虚张声势还是真敢动手。陆川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水泥灰糊在脸上还没洗掉，看起来不像一个来找茬的人，更像一截刚从水泥堆里拆下来的钢筋。
“我没拿那么多钱。”工头突然说，声音里多了一种陆川没预料到的情绪——不是狡辩，是解释，甚至带一点委屈，“我上面还有日本人。那个姓田中的工头，我跟你说过的——他给中国人的日薪就是一万出头，多给了他要签追加单，追加单三次我就别想干了。信封里的钱是我从他手里领的，领多少我发多少。我自己也跟你们一样，拿一万。”
陆川没说话。他在判断这句话的真伪。
“你不信？”王工头把手从包的方向移开，翻开挎包，抽出出工单和账本摊在陆川面前。一页一页翻过去——田中的签字，施工单位的印章，劳务派遣公司的价目表。他的手指在价目表上停住——时薪确实是两千五。然后他把另一本账推过来——王工头自己的账本。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个工人的出工天数，每个人名字后面的金额都是一万。“看到了？他给我两万五一个工，我给你们一万。中间差的那部分——你以为是我拿了？不。中间那部分被田中自己扣了，被劳务公司抽了，被施工单位的会计吃了。每一层都抽一点，抽到最后，只剩下这么多。”
陆川把账本合上。他站起来，走到王工头面前。王工头往后缩了半步。但陆川没有动手。他用手指在账本封面上点了点，说了一句王工头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明天，你去跟那个姓田中的日本人说——中国人的工钱，从明天起，按一万八结算。他抽走的那部分，我不管他拿去哪里、分给谁。我只管一件事：到我兄弟手里的钱，不能比日本人少。他要不给——”
陆川的语气和刚才一模一样，平静，缓慢，每个字都像钉子在往铁皮墙上钉。
“——我就去劳务公司门口等他。我不打他。我就坐在他公司门口的台阶上，每天坐八个小时。他出来一次我坐一次。我十四个人轮着坐。”
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水泥灰。然后转身走出了工棚。
第三天清晨，工棚门口。王工头在发信封。陆川打开信封，里面是两张万円大钞和几枚硬币。一万八千日元。他收好信封，没说一句话，戴上安全帽走进了工地。工头站在工棚门口看着他走进钢筋堆场的背影，看了很久。
当天晚上，阿虎坐在公寓的榻榻米上，反复数着信封里的钞票。他问：“今天的钱怎么比昨天多了？”没有人回答他。阿龙看了陆川一眼，陆川正在把帆布包塞到墙角当枕头。阿龙收回目光，对阿虎说：“少了你叫，多了你也叫。睡觉。”阿虎没再说话，把钱折好放进内袋，拍了拍，确认它在。
工地上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进入十二月中旬，东京的气温降到了个位数。清晨的工地被冻得硬邦邦的，钢筋上凝着一层薄霜，手套摸上去能粘住。水泥在低温下凝固得慢，搅拌机里的砂浆比平时更黏稠。工人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凝成白雾，手冻僵了就哈几口气继续干。阿绣的手指冻得又红又肿，针茧的旧伤没好又添了冻疮，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回到公寓后在昏黄的灯光下帮兄弟们缝补磨破的工装。
他给阿龙补了腋下裂开的工装，沿着原来的缝线一针一针地走，针脚比原来还整齐。给阿虎的裤腿加了两块补丁——一块在膝盖，一块在屁股口袋的位置。给钟亦鸣的上衣袖口重新锁了边，用了一种他自创的双层锁边法，袖口再也不会磨出毛边。给海生改了一件工装外套，把袖子裁短半寸，把腰部收窄一指，这样海生穿着不会灌风。海生穿上新改的外套之后高兴得在公寓里走了两圈，说像量身定做的。阿绣说本来就是量身定做的。陆川的工装裤子裤裆开了线，阿绣让他脱下来，坐在榻榻米上就着灯光缝。缝到一半忽然说，陆哥你的裤腿我帮你改窄一点，走路不兜风。陆川说不用。阿绣说风灌进去冷。陆川没再说第二句话。
兄弟们都睡了之后，阿绣从自己的帆布包袱里拿出那块用塑料布裹了三层的碎布料——他父亲从病床上递给他、让他到了日本做件像样衣服的那块料子。他把它摊在膝盖上，手掌抚过布面，感受着布料的纹理和质地。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叠好、裹好、放回包袱最深处。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想。等攒够了钱，他要买一台缝纫机。然后把这块料子做成一件衣服。不是给自己穿，是挂在墙上，让他爸知道他在日本没给中国人丢脸。
十二月中旬，工地出了一件小事。
一个日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