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卸钢筋的时候操作失误，吊车转臂转得太快，一捆钢筋在起吊过程中散开了，三根钢筋从半空中滑落。落点的正下方是阿虎——他正蹲在地上绑钢梁的扎丝，背对吊车。陆川眼角余光捕捉到空中那三道急速下坠的黑影，大脑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扑了出去。他横着撞开阿虎，两个人同时摔在碎石地上——阿虎的肩膀撞到地上，痛得叫了一声，但那三根钢筋砸在了他刚才蹲的位置，碎石迸裂，弹飞的石子打在两个人的安全帽上噼里啪啦地响。
整个工地安静了一瞬。然后所有人都在喊——有人喊“誰か落ちた”、有人喊“救急車を呼べ”、有人喊“让开让开”。那个操作吊车的日本工人从驾驶舱跳下来，脸色比水泥还白，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阿虎趴在地上，侧头看着那三根嵌进碎石的钢筋，忽然想跟陆川说什么——想说他欠陆川一条命——被陆川从地上拽起来推到一边。陆川走到那个日本工人面前。周围几个中国工人围了上来，有人手里还攥着扳手。日本工人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吊车的履带上。陆川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日语，是他跟钟亦鸣学的。
“大丈夫。誰でも間違いはある。”
没关系。谁都会犯错。
那个日本工人的眼眶红了。他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头差点撞到膝盖上，然后握着陆川的手不放，嘴里反复说着“ありがとう”，又说“ごめんなさい”，说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他在午饭时间把自己的便当端过来给阿虎，是一盒还冒着热气的咖喱饭，旁边放了两个橘子。
但陆川同时也注意到另一件事。那么大的响动，三根钢筋落地——整个工地都听到了。现场负责安全的日本监工跑过来，嘴里喊着“誰か怪我したか”，然后跑到吊车旁边，第一件事不是去查看差点被砸到的阿虎，而是对那个日本工人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骂完了把他领走。从头到尾没有看过陆川和阿虎一眼。他不在意中国工人有没有受伤。他在意的是这次操作失误会不会被记入安全日志——如果记了，会影响工地的安全评分，影响他们公司年底的审核。
陆川站在基坑边缘，看着监工远去的背影，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晚上回到公寓，钟亦鸣没有急着睡。他坐在角落里，用一支铅笔头在皱巴巴的笔记本上写字。不是算账，是写日记。他写下来的东西很简短——今天赚了多少，花了多少，存了多少。今天吃什么，今天学了什么日语。他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画了一张表，标题是“回国倒计时”。表里有两个数字：目标金额、当前存款。目标金额后面写着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数字——不是赚够船票回家，是够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开一个账户。当前存款后面写着零。但旁边的括号里还有一个小数字：在工地这几天攒下来的钱，扣除饭费之后剩余的部分。那个小数字比零大一些。
“你在写什么？”海生凑过来。
“写计划。”
“什么计划？”
“回家的计划。”
“可是咱们刚来。”海生不解。
“回家的计划，”钟亦鸣头也不抬，“在你上船之前就应该想好。否则你永远回不了家。”
海生没完全听懂。但他记住了这句话。他回到自己的角落，蜷在那件改过尺寸的外套里，闭上眼睛之前，在脑子里把今天工地上所有的声音都过了一遍——吊车的齿轮声、钢筋落地的撞击声、陆川用日语说的那句话的音调、那个监工从头到尾无视中国工人的沉默。他把那个沉默也记了下来，因为它比声音更有用。
十二月底，东京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落地就化。但工地停工了——不是下雪的原因，是日本人要过元旦。中国人不过日本年，但工地不开工，他们也没活干。关爷让老马给他们送了三天份的年货——米、油、几盒速食拉面、一箱啤酒。老马说关爷年前想见见大家，让你们在新年第一天去他的地方聚一聚。
大晦日那天晚上——日本的除夕夜——歌舞伎町的霓虹灯全亮了。这一晚比平时的任何时候都亮，因为所有俱乐部都在做跨年活动，灯牌和灯笼挂满了整条街。远处增上寺的钟声隐隐约约传来，一百零八下，驱除一百零八种烦恼。日本人穿着和服在街上走，手里拿着御守和祈福的箭矢。有人在烧旧年的护符，纸灰在夜风中飞扬。
十四个人在六叠榻榻米上过他们的第一个日本新年。阿虎用啤酒瓶当麦克风唱福建渔歌，跑了八百个调，被阿龙用枕头砸了三次但还在坚持唱，说要唱到新年来。渔民敲着空酒瓶给他打拍子，节奏完全不对，但敲得很认真。那个辽宁老乡从包袱里拿出一副扑克牌，教大家打滚子。阿绣在旁边一边看一边继续缝补白天磨破的工作服，由纪给他的那块银座西装店的碎料子里有几块太小不能做衣服的边角，被他缝在了兄弟们的工装膝盖上。他一边听渔歌一边缝，嘴角微微翘着。
钟亦鸣把日文教材摊在膝盖上，在除夕夜继续背单词。阿虎说他没劲，过年还学习。钟亦鸣抬头回了一句：“正月十日まで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