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堆在工地另一侧的空地上，几十根一捆，用铁丝扎紧。两个人一捆，扛到正在打地基的基坑边上。钢筋比水泥更重、更长、更不好控制。两个人扛一捆，步伐必须完全同步，否则钢筋会左右晃动，带翻前面的人。阿虎和一个东北来的壮汉搭档，两个人扛着钢筋往前走，阿虎在前面，壮汉在后面。走到基坑边缘的时候，阿虎想停下来，壮汉没来得及收步，钢筋的惯性推着阿虎往前冲了一步——基坑就在脚边，三米深，底下是硬化的碎石。陆川在侧后方看到了，喊了一声“松手”，阿虎没松——他不肯先松手是因为怕钢筋砸到后面的人。最后是阿龙冲上来从侧面抱住了钢筋，三个人的重量加在一起才刹住。
“你他妈的不要命了？”阿龙把钢筋摔在地上，转身揪住阿虎的领子。
“我说了我扛得住！”
“你扛得住个屁！你刚才差点掉下去！”
“那不是没掉下去吗？”阿虎挣开他哥的手。兄弟俩像两头斗牛一样在基坑边对峙着，胸口起伏，拳头上都是铁锈。
陆川走过来看了看基坑，又看了看钢筋的位置，然后对阿虎说：“下次到了边缘，喊一声‘停’。后面的人听不懂，你就用日语喊。钟亦鸣教过你。”
阿虎愣了，然后转头对钟亦鸣喊：“老钟！‘停’用日语怎么说！”
“止まれ！とまれ！”钟亦鸣在一堆钢筋后面探出头。
“と……ま……れ。”阿虎念了一遍，然后又念了一遍，把每个音节都嚼碎了咽下去。
收工哨子响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十四个人拖着身体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王工头在那里等着。他手里拿着一沓信封，每人一个。陆川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万円大钞和几枚硬币。一万日元。1985年，一万日元大概是人民币两百多块。在国内，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块。这里一天就是一万日元。阿虎把钞票举到眼前，对着夕阳看上面的水印，然后小心地折好放进上衣内袋里，拍了拍，确认它在。这是他这辈子赚到的第一笔日元。他说到日本的第一顿饭要吃拉面，大碗的，要有叉烧。但现在他只想回去躺下，连拉面都可以等明天。
但钱不对。
在回程的面包车上，陆川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车窗外面倒退的街灯。钟亦鸣坐在他旁边，手指在膝盖上无声地划着数字。车到了公寓楼下，所有人拖着酸痛的腿上楼。陆川在楼道里拦住了钟亦鸣：“你算出来没有？”
“算出来了。”钟亦鸣靠着墙坐下，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下摆擦着，“卡车一共卸了两百袋水泥，我们十四个人，两人一组卸车搬运，用了不到两小时。加上后来搬的钢筋——按照国内的工价，这些活十个人干一天也就百来块钱。但这是日本。一万日元看起来很多，但我在证券公司看过的劳务派遣时价是时薪一千五到两千日元。这是建筑工地，重体力，时薪应该更高——大概两千到两千五。今天的活加上钢筋，算八小时，按最低时薪两千算，应该拿一万六千日元。按重体力算，应该拿两万。他给了我们一万。”
他把眼镜戴回去，看着陆川：“少了一小半。”
陆川没有马上说话。他靠在楼道的墙上，水泥灰从头发上簌簌地往下掉。
“明天我去找他。”他说。
第二天，活照干。卸沙子、搬预制板、抬钢筋。午饭还是冷饭团。收工的时候王工头照例在工地门口发信封。陆川打开信封看了一眼——还是一万日元。他把信封折好放进口袋，没有上车。等其他人都上了面包车之后，他对阿龙说：“你们先回去。我有点事。”
“什么事？”
“别问了。”
阿龙看着他的眼神，没有再说第二句话。车门关上，排气管喷出白烟，面包车载着十三个人拐上了回新宿的路。陆川转身走进工地。王工头正在工棚里收拾东西，把出工单和账本塞进一个帆布挎包。他抬头看到陆川站在门口，手上的动作慢了一拍，但表情没有变。
“还有事？”
“有事。”陆川走进工棚。工棚很小，一张折叠桌、两把折叠椅、墙角堆着安全帽和工具箱。一只荧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响，光线惨白。
“王工头。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陆川在折叠椅上坐下来，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咱们都是中国人，在日本讨生活不容易。你雇我们干活，我们干活。这个道理很简单。”
王工头没说话。他的手从帆布挎包上移开，垂在身体两侧。
“但我算了笔账。昨天和今天的活——卸水泥、搬钢筋、抬预制板。按日本工地重体力的时薪，八小时，至少应该是一万六到两万。你给了我们每人一万。”陆川的语气没有任何波动，像在念一份菜单，“中间差的那些钱，去哪儿了？”
工棚里的空气忽然变稠了。工头的手开始往帆布包的方向移——不是拿账本，是包里有一把美工刀。陆川看到了那个动作，他的身体重心轻微调整了，这是他在部队学的——不是进攻姿态，是防守反击的起手式。双腿微微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