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
阿龙在检查每个人的包袱有没有被海水泡坏。他把阿虎的包袱打开，发现里面有两件秋衣泡了海水，已经起了盐霜。他自己的包袱里有一双布鞋也湿了。渔民说他的渔网还在——那是他唯一值钱的家当，虽然不知道在日本能用渔网干什么。辽宁老乡说他的钱还干着，用塑料布裹了五层，没湿。
阿虎不想收拾包袱。他吃了两个饭团，喝了一瓶水，然后在榻榻米上翻了个身。睡不着。爬起来，又翻了个身。还是睡不着。他把手枕在脑后，看着天花板上那只嗡嗡响的灯泡，看了很久。窗外暗红色的天空被霓虹灯染得更红了，像有人在天空上泼了一盆红色的颜料。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音乐声——不是中国歌，是某种节奏很快的日本流行乐，鼓点密集，像心脏的跳动。
“这地方不睡觉。”阿虎忽然对着天花板说。
没有人回答他。但他这句话，说出了所有人的感受。
歌舞伎町不睡觉。霓虹灯不睡觉。那些在街上走路的人——穿西装的、穿超短裙的、穿皮衣的——都不睡觉。这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机器，白天转，晚上也转。而他们十四个人，被塞进这台机器的六叠榻榻米里，既不是零件，也不是操作员，只是被卷入齿轮间的砂砾。
陆川靠在窗边，透过那条窄窄的缝隙看出去。他的角度看出去只能看到隔壁楼水泥墙上反射的光——红的、蓝的、绿的，不断变换，像有人在外面不停翻转万花筒。但他知道那些光来自哪里。歌舞伎町。新宿最繁华、最混乱、最深不见底的地方。
他站起来，对阿龙说：“陪我出去走走。”
阿龙没问为什么。他把正在收拾的包袱塞到阿虎怀里，跟着陆川出了门。两人下楼，穿过那条窄巷。巷子里有尿骚味，有几个塞满垃圾的塑料袋堆在电线杆下面，有两只老鼠在垃圾袋之间窜过。拐上大路的时候，光猛地涌过来，像一面墙撞在视网膜上。
歌舞伎町。
这不是一条街。这是一个被打翻的颜料罐。巨大的霓虹招牌叠着霓虹招牌，红色的“スナック”、蓝色的“CLUB”、金色的“高級クラブ”、粉色的“無料案内所”。有些招牌大到从四楼窗户一直延伸到一楼，字体的边缘在夜色中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像活物的脉搏。满墙的灯管密密麻麻，红色管缠着黄色管、蓝色管绕着绿色管，弯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啤酒杯、女人嘴唇、扑克牌、骰子、樱花。有些灯管老化了，一闪一闪地跳，像患了白内障的眼睛。有些是新换的，亮得刺眼，把对面的旧灯牌照得黯然失色。
街上的人多得不像深夜。穿西装的上班族提着公文包醉醺醺地晃过，领带歪到了肩膀上。有个男人趴在自动贩卖机旁边吐，吐完了用袖子擦嘴，然后继续往前走。穿超短裙的女孩踩着高跟鞋咯咯地笑着跑过，裙摆在霓虹灯下闪着银光，后面追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手里举着一个LV的手包——不知道是她的还是他捡到的。穿皮衣的男人靠在机车上抽烟，烟雾在霓虹灯下变成了彩色的，像一条会变色的蛇。他们身后的俱乐部里传出一段萨克斯风的独奏，旋律懒洋洋的，像喝醉了的人在说话。
便利店的自动门开开合合，每次打开都会流出一段电子音乐和一股关东煮的鲜甜气味。街角的广告屏上播放着啤酒广告，一个女明星对着镜头笑，牙齿白得发光，泡沫从她手里的啤酒罐溢出，在屏幕上放大成慢动作。她身后是无尽的白沙滩和碧蓝的海——那是1985年的日本，那是经济巅峰期的广告美学，每一帧都在说：你看，生活多么美好。
烤肉店的排烟口往外吐着浓烟，带着焦香的油脂味。自动贩卖机发出嗡嗡声，旁边站着一个穿校服的高中生，她拉开LV包包的拉链，从里面掏出一张万円大钞塞进机器，熟练地按了瓶乌龙茶。万元大钞——折合人民币三四百块，一个中国工人半个月的工资——被卷进机器的纸币口，像一张废纸。
阿龙瞪大了眼睛。他没有说话，但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阿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跟出来了，站在他哥身后，眼睛像两个被钉在地上的钉子，再也拔不出来。
“哥。”阿虎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周围的音乐声淹没。
“嗯。”
“这地方不睡觉。”
“你刚才说过了。”
“我再说一遍——这地方真的不睡觉。”
不睡觉。永远不睡觉。霓虹灯不灭，音乐不停，街上的人不回家。这座城市像一个永远不会疲倦的巨人，而他们这些从大连底舱爬出来的人，连巨人的脚指甲都够不到。
陆川没有看霓虹灯。他在看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
两个穿黑色西装的日本男人从一家俱乐部门口出来，腰间鼓鼓的，走路的方式和所有人都不一样——重心靠前，双肩微耸，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节奏上。他们的手始终放在身体两侧，但那种放法不是放松，是蓄力。陆川认得这种走路姿势。他在部队见过，那是随时准备动手的人。他们身后跟着一个穿粉色衬衫的男人，头发梳得油亮，被几个人簇拥着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