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还没关上，里面就传出了女人的笑声。
一辆巡逻警车缓缓驶过，车顶的红灯在转，但没有拉警笛。车里的警察目光扫过路边，在一个黑人站街女身上停了片刻，然后又移开了。他没有下车，没有开窗，只是转了转头。那个黑人女人也转了转头，假装没看到他。他们的目光在霓虹灯下碰了一下，然后各自移开。这是歌舞伎町的默契——谁都别管谁。
巷口的暗处蹲着几个穿着花哨的年轻人，有的在抽烟，有的在低声交谈。他们的眼睛像夜里的猫，盯着每一个路过的行人，估计谁有钱、谁好欺负、谁不该惹。一个流浪汉在自动贩卖机旁边铺纸板，刚躺下就被巡逻的警察踢了一脚。警察说了几句日语，语气不重，但也不轻。流浪汉爬起来抱着纸板走了，走的时候嘴里还在咕哝什么。纸板在地上刮出声响，像某种动物的哀鸣。
“他们在干什么？”阿虎指着远处巷口几个穿花哨衣服的人。
“看人。”陆川说。
“看什么人？”
“看谁有钱，谁好欺负，谁不该惹。”
“那咱们是哪种？”
陆川没有回答。他转身往回走。阿龙拽着还想继续逛的阿虎跟上。三个人刚拐进回公寓的窄巷，就听到了那个声音。
玻璃碎裂的声音。
不是一块玻璃，是大片橱窗玻璃同时碎裂，像一声尖锐的尖叫在巷壁之间来回反弹。然后是男人的吼叫、女人的尖叫、棒球棍砸在铁皮卷帘门上的闷响。咚，咚，咚。每一次闷响之后都跟着更多的玻璃碎裂声。火光在巷口一闪一闪地跳动——有人在放火。
陆川停下脚步。他贴着巷口的墙壁，只探出半个头。
三个穿花衬衫的年轻人，和刚才巷口蹲着的那几个是同一批人，正用棒球棍砸一家店的卷帘门。门上本来有个小招牌，现在已经被人从墙上扯下来扔在地上，踩了好几脚。陆川看清了上面的字——汉字，混着韩文。是一家韩国烤肉店。其中一个人把招牌捡起来，朝上面吐了口唾沫，然后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火堆里。火光照亮了他的脸——二十出头，颧骨很高，眼睛在火光里闪着一种兴奋的光。那是一个年轻人第一次使用暴力而没有被惩罚时特有的光芒。
一个穿围裙的中年男人从后门逃出来，嘴里喊着什么，是韩语。他没有跑远，站在巷子另一头，看着自己的店被烧，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一张一合，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架。一个年轻女人拉着他往后退，大概是他的妻子，两人退到巷子深处，身影被浓烟吞没。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
“看清楚了。”陆川的声音很低，但在安静的巷子里很清晰，“记住这些人。”
“他们是谁？”阿虎问。
“不知道。但这条街是他们的。”
“凭什么？”
“凭他们敢砸。”
阿虎的呼吸变得很重。这个福建渔民家的儿子，从小到大跟人打过无数次架——为抢码头、为争渔场、为弟弟被人欺负——但他从没见过这种暴力。不是为了争夺什么，不是因为仇恨，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这条街是他们的。那个被砸的韩国人，他没有招惹任何人。他只是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烤肉店。他不知道自己是异乡人，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可以不再是异乡人，但这个夜晚告诉他——你不是，你永远是。
巷子里有人报了警。巡逻警车的警笛声越来越近，但那几个砸店的人并没有跑。他们从容地收了棒球棍，从容地朝火堆里又丢了一块烧着的木板，然后从容地消失在另一条巷子里。从容——这才是最可怕的部分。他们不怕。他们知道这条街的规则，知道自己在这条规则里站在哪一层。
火光照亮了巷口的墙壁，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浓烟从卷帘门的缝隙里涌出来，带着烤肉焦糊的气味——前天是牛肉，今天是无烟煤。
陆川转身，把阿龙和阿虎推进来时的巷子深处。
“走。”
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穿过那条有尿骚味的窄巷，穿过那两只还在垃圾袋之间窜动的老鼠，穿过那些嗡嗡作响的霓虹灯变压器。回到公寓楼下的时候，自动贩卖机还在嗡嗡响，那只猫已经不见了。
上到四楼，钟亦鸣还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他抬头看了陆川一眼，从陆川脸上读出了什么，没有问，只是把书合上，用一块碎布当书签夹好。
其他人已经睡了。十四个人挤在六叠榻榻米上，像一盒塞得太满的火柴。有人打呼噜，有人在说梦话——渔民在用闽南话骂什么，大概是梦到了那场差点要了他命的风浪。海生蜷在角落里，身上盖着陆川的外套，睡得很沉。阿绣靠着墙壁坐着睡，怀里还抱着那个帆布包袱。钟亦鸣把教材放好，也躺下了。
陆川走到窗边。那条窄缝外的霓虹灯还亮着。他把窗帘拉好，在墙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靠着冰凉的墙壁，闭上了眼睛。
明天会是什么样的日子？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十四个人，一个不少，安全到了东京。这是第一步。至于第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