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川点头。关爷转身走进楼道，木屐声一层一层地往上移，渐渐消失在楼梯间里。
公寓在四楼。
楼道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会蹭到墙壁。灯光昏暗，一只灯泡在头顶嗡嗡作响，灯光每隔几秒就暗一下再亮起来，像是电路在艰难地喘气。墙纸发黄起泡，有些地方翘了边，露出下面灰绿色的霉斑。空气里有股复杂的味道——炒菜油、霉味、消毒水、烟味，还有从某扇门后面漏出来的洗衣粉的廉价香气。经过二楼的时候，一扇门后面传来日语喊叫声，像是有人在吵架。到了三楼，另一扇门里传出一段演歌，声音沙哑，像有人在对着一瓶酒唱。
阿龙走在前头，一只手搭在楼梯扶手上，脚步很轻。他走过每一个拐角都先探一下头——这是他的本能，不管在哪里，先看清楚再说。
关爷推开了四楼走廊尽头的那扇门。
六叠榻榻米。什么叫六叠？就是六块标准榻榻米拼在一起的空间。一块榻榻米大约是一米八乘九十厘米，六块加起来不到十平方米。十四个人，十平方米。每个人能分到的面积，比他们刚才坐的冷冻车厢还要小。榻榻米的草席面已经磨得发亮，有几处破口露出下面的稻草芯。墙角堆着几床薄被子，棉絮从被套的破洞里钻出来。有个小煤气灶搁在两块砖头上，灶台上面熏出一片焦黑的印迹。一个烧水壶，壶嘴瘪了。角落里还有个便携马桶，盖子上放着半卷卫生纸。
窗户很小，是那种日式推拉窗，窗框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得斑驳不堪。往外望去不是风景，是隔壁公寓楼的水泥墙面，墙面上挂着一排空调外机，嗡嗡地响。有一根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横在窗外，大概是用来晾衣服的，但空间窄到晾一件衬衫都会被空调外机的热气烤干。
关爷的人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纸袋。他挨个打量了一眼，然后把纸袋放在玄关那张旧报纸铺着的地上。里面是十四个饭团和几瓶矿泉水。饭团是便利店的，凉的，三角形状，外面裹着一层保鲜膜。
“这就是……咱们住的地方？”阿虎站在门口，表情像是被人打了一拳。
“少废话。”阿龙把他推进去，自己找了个角落把包袱放下，“有屋顶就不错了。在老家渔船上的时候，连屋顶都没有。”
“我没废话，我就问问——这地方能住十四个人？”
“住不下也得住。你以为来日本是住酒店的？”
阿虎的嘴张开又闭上，最后只发出一个闷闷的音节。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试图找一个能让自己舒展开的位置，最后在窗户下面坐下来，后背靠着冰凉的墙面，腿伸直，脚顶到了对面墙角。他忽然想起从大连出发前，他妹问他：“哥，日本住啥样的房子？”他说：“高楼，大玻璃窗，能看见整个城市。”他妹说：“那可比咱家强。”他说：“那当然。”
现在他坐在六叠榻榻米上，头顶是嗡嗡响的灯泡，对面是别人家空调外机吹出来的热风。窗外是别人家的墙。墙上有涂鸦，有锈迹，有猫爪的划痕。没有高楼，没有大玻璃窗，没有整个城市。
他闭上眼睛，不再看了。
陆川蹲下来，从纸袋里拿出一个饭团递给阿绣。阿绣接了。饭团被保鲜膜裹得紧紧的，米的温度冰凉。阿绣咬了一口，白饭，里面裹着一颗酸梅干，又咸又酸，和他在温州吃过的所有东西都不像。他嚼了几下，然后慢慢地、仔细地全部吃完。手上的饭粒也一粒一粒捡干净吃了。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然后他开始给兄弟们改衣服——隔壁居酒屋的日本老头送来的旧工装裤子，裤腿太长，他跪在榻榻米上用手掌比裤长，从虎口到食指尖是一寸，两寸就是裤脚应该折进去的长度。他的手指在布料上游走，针尖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微光。
钟亦鸣把泡烂的日语教材摊开在膝盖上。书页已经干透了，但上面用铅笔画的线条都被海水洇花了，很多假名只剩下一半。他不在乎。他对着那些残缺的字迹，一个一个地认。“あ”、“い”、“う”、“え”、“お”。嘴唇无声地翕动，舌尖抵着上颚发出那个“つ”的音——这个音他练了三天了，一直发不准。他对着天花板上的灯泡练习，对着墙壁练习，像一个和尚在念经。五十音图，平假名，片假名，动词变形——这些都是武器。到了日本，不会日语就是瞎子、聋子、哑巴。他钟亦鸣这辈子最不能忍的，就是当瞎子聋子哑巴。
海生趴在窗户边，透过那条窄窄的缝隙往外看。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空调外机和小片暗红色的天空。但他听到了。他听到了汽车喇叭声，有人在笑，有人在喊，有什么东西被砸碎了，有一段音乐从远处传来。霓虹灯的变压器在嗡嗡响，声音和天花板上那只灯泡的嗡嗡声不一样——更粗，更高，像一群蜜蜂被关在铁盒子里。他把这些声音都在脑子里做了标记。隔壁楼空调外机的运转频率。楼下自动贩卖机每隔三十秒启动一次的电流声。走廊尽头那扇防火门被风吹动时摩擦地面发出的嘎吱声。四楼楼梯口的消防栓有轻微的滴水声，每分钟大概滴三十下。这些声音别人听不到，或者听到了也不在意，但他记得，每一个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