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很多年，不是期待，是更淡的、更像习惯的什么。但现在那东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更深的、更复杂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某种他一个商人很少在生意场上感受到的东西——敬畏。不是对一个做出牺牲的人的敬畏。是对一个愿意亲手撕碎自己在另一个人心中最干净的画面的女人的敬畏。他做贸易这么多年，见惯了讨价还价、尔虞我诈，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用这种方式还债。
“你知道吗，”他说，“我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发现你很冷。”
“我知道。”她的手指在桌布上轻轻划过。桌布上有一小块油渍，大概是很久以前某个客人不小心打翻的咖喱，洗了很多次也没有完全洗掉，留下了一道淡黄色的印子。“在加德满都的时候，我卖毯子。每天站在街边，被很多人拒绝——有人假装没看到我，有人绕路走，有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骂了一句然后走开。那时候我就学会了，有些事必须要做。不是心狠。是心要稳。”
“稳和狠有什么区别。”
“狠是不在乎。稳是在乎，但还是要做。”
桑贾伊没有再说话。他站起来，走到餐馆门口。铜铃在他头顶上轻轻晃了一下，发出那种闷闷的、像寺庙钟声的嗡鸣。他背对着她站了几秒钟。他站得很直，肩膀很宽，但从背后看能看出他的右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的抖，是另一种。像一个人握了很久的拳头，终于要松开了。他转过身。
“明天。下午。酒吧。我会去。”他把手放在铜铃上，没有推门。“你确定这样他会恨你吗。”
“他会。”
“他恨了你之后，你去哪里？”
“回尼泊尔。”
“然后呢？”
她没有回答。她的手指又习惯性地去拨念珠——拨了个空。念珠不在她手腕上。念珠在陆云手腕上。她的拇指按在空落落的皮肤上，停了一下，然后把手放在膝盖上。窗外霓虹灯继续闪烁着——红色的光打在她脸上，然后是绿色，然后是蓝色，然后再是红色。每一种颜色都很亮，但都不是她的颜色。她的颜色是红色。不是霓虹的红——是藏袍的红，是洛萨节红绳的红，是在杜巴广场落日映照下象神雕像旁边那团火焰的红。
桑贾伊推开门，走进了重庆潮湿的夜色里。铜铃在他身后响了一声，然后安静了。尼玛一个人坐在卡座里，面前是两杯凉透了的酥油茶。墙壁上费瓦湖的明信片还在那里——湖水和雪山，和她记忆中一模一样。她伸手碰了碰那张明信片的边缘，纸是凉的。她把它从墙上取下来——图钉在墙纸上留下了一个极小的洞，洞口边缘的纸微微翘起。她把明信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没有人在这张明信片上写过字。她把它放进了布袋里。
第二天傍晚，她去了江北九街那家酒吧。
陆雪安排的。酒吧在一栋旧写字楼的顶层，电梯只能到十二楼，还要走一层消防梯才能到达。消防梯的铁栏杆上刷着暗红色的防锈漆，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皮。酒吧门口没有招牌——只有一盏红色的小灯，亮在门框上方，像一只独眼。她推开门。里面灯光昏暗——不是浪漫的那种昏暗，是故意把东西藏起来的那种。深红色的丝绒沙发，暗色的木质墙面，桌上几盏蜡烛，火焰在玻璃杯里跳动着。窗外的渝中半岛正在亮灯——先是最高的几栋写字楼，然后是沿江的酒吧和餐厅，然后是层层叠叠的居民楼。嘉陵江在暮色中泛着最后一点暗淡的反光，像一条即将被黑暗吞没的灰色带子。
她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小时。桑贾伊还没来。她选了一个靠窗的卡座，背对着入口。卡座很深，沙发是暗红色的丝绒，坐上去整个人都会陷进去。桌上有一盏小蜡烛，火苗在玻璃杯里微微跳动，把她的脸染成了暖金色——和酥油灯的光一样暖，但没有酥油的香气，只有蜡燃烧时淡淡的化学味道。她今天化了淡妆——陆雪帮她化的。陆雪坐在她对面，手里握着一把化妆刷，动作比她想象中更轻。她的手指很软，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涂着透明的指甲油。她在尼玛的脸颊上扫了一层薄薄的腮红，又用棉签小心地修饰了一下眼线的尾端。棉签沾了卸妆水，在眼尾轻轻一擦，多余的眼线液就没了——精准，干净，像她在投资报告上用荧光笔划掉被否决的条款。
陆雪没有说太多话。只是在画完最后一笔之后，放下化妆刷，端详着尼玛的脸，然后说了句：“你不化妆也好看。”那个语气不像是恭维——更像是陈述。和一个在完成一项工作时对工具质量的客观评价。尼玛从镜子里看着自己——眉毛被修得更弯了，嘴唇上涂了一层淡豆沙色的口红，腮红让她的颧骨看起来不那么突出。她看起来像另一个人。那个人很美。但那个人不是她。她想起加德满都那些在杜巴广场拍婚纱照的新娘——她们穿着最鲜艳的衣服，额头上点着朱砂，笑得像全世界的幸福都堆在眼前。她那时候觉得她们很美。她现在也美。只是这种美不是她的。这种美是陆雪的化妆刷画出来的。她的美是另一回事——是那件褪了色的红色藏袍，是被高原阳光晒成小麦色的皮肤，是虎口上被梭子磨出的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