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馅烫得他吸了一口气，但他还是嚼完咽下去了。她看着他吃，自己只吃了两个。他用筷子夹起第三个，放在她碗里，说你多吃点，你最近瘦了。她点了点头，把馍馍咬了一小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他注意到她吃得很少，但没有说破。他把剩下的馍馍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冰箱里还有半袋土豆、一把青菜、一小块用保鲜膜包着的猪肉。他关上冰箱门的时候，看到冰箱门内侧贴着一张便利贴——是她写的，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记着菜市场的价格：土豆两块八、青菜一块五、猪肉十二块。便利贴的边缘已经翘起来了，被冰箱门的冷气吹得微微卷曲。他看了那张便利贴很久，然后走回客厅。
饭后她在沙发上织毯子。梭子在她指尖来回穿梭，节奏和她捻念珠时一样——一颗一颗，一下一下，不慌不忙。但今晚的节奏有些不对。她拆了好几次。有一个图案她织错了两次，拆了两次，重新织，又错了。梭子穿进一根不该穿进的线，图案的边缘就歪了——只是一根线的偏差，但整片几何纹样就从方正变成了不对称。她把梭子抽出来，把错的那行线慢慢拆掉。拆线比织线更快，几分钟就能拆掉她织了一个多小时的成果。拆完之后，她看着手里那团拆下来的羊毛线，线已经被反复织拆弄得有些起毛了，不再像新线那样光滑。她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织这片图案，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经幡、没有雪山的城市里，用梭子把一根根羊毛线编成和家乡一模一样的纹样。也许是因为那些纹样是她唯一能随身携带的故乡——不是护照上那个“尼泊尔”的印章，不是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街景，是阿妈教她的第一片图案，是夏尔巴女人一代代传下来的纹样语言。每一条线，每一个交叉，都是一句她没有说出口的话。她不说话，她的梭子在说。
夜深了。陆云洗了澡，躺在床上等她。她从浴室出来，在他身边躺下。他握住她的手，发现她的手指是凉的。她平时洗完澡之后手指会暖一会儿，今天没有。浴室的热水器是老款的，热水只够一个人洗，她洗的时候水温已经有些凉了，但她没有说。
“你冷吗？”他问。
“不冷。”
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胸口上，用体温焐着。她的手背贴着他的胸口，能感觉到皮肤下面肋骨的位置，和肋骨里面那颗稳定跳动的心脏。她的手指慢慢暖起来了，但她的手心还是凉的。窗外有车驶过的声音，轮胎碾过柏油路面，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远处长江的货船汽笛闷闷地响了一声，低沉悠长，像水底传来的叹息。她闭上眼睛，让自己的呼吸和他心跳的节奏对齐。他的心跳很稳，一下一下，不快不慢。她听着这个声音，想起了博卡拉和平塔那个夜晚。风很大，经幡猎猎作响，铜质的转经筒在风中发出低沉的嗡鸣。他给她系上红绳，说：我想把你拴住。她当时觉得，拴住就是一辈子。一辈子就是和他在一起。每天醒来能看到他的脸，每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能听到他的脚步声，每顿饭坐在一张桌子上，用不用公筷都不重要。后来她才知道，拴住一个人，有时候也意味着不在他身边。拴是一个承诺，不是距离。距离是山决定的。她的山在那边，他的山在这边。他们各自翻过了一座山，在中间相遇。但他们不能永远停在那里。风还在吹，路还在延伸，山还在那边。拴住不是不让他走，是无论他走多远，这根线都在。在他手腕上的念珠里，在她手腕上的红绳里。线看不见，但它一直在。
他睡着了。他的手还握着她的手，但手掌的力度已经松了。她把手从他手心里轻轻抽出来，坐起身。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细细的银线。银线很细，细得像她手腕上最细的那根红绳。她把毯子盖在他身上——那条蓝白相间的、角落里织着雪莲的毯子。蓝白的几何图案在月光下变成了灰白。雪莲的五片花瓣在灰色里几乎看不见，但她知道它在那里。这是她自己织的毯子，每一根线都是她从加德满都带来的羊毛，和她在博卡拉旅馆里、飞机上、陆家客房的台灯下一针一针织出来的。她本来想把它放在他们以后住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在哪里。现在她知道，那个地方不会有了。至少不是她和他一起住。这条毯子会留给他。冬天的时候，他盖着它，就是她在抱着他。
她靠在床头，看着他。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隙里落进来，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眉头在睡梦中也微微皱着——那是这两个月来新添的皱纹。她伸手想去把它抚平，手指在离他额头还有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了。她怕碰醒他。她只是看着。看着他的眉骨，他以前眉毛不会皱这么紧的。在加德满都的时候，他的眉毛是舒展的，看什么都是新的——杜巴广场的落日、费瓦湖的晨雾、郎当山谷的雪。那时候他不用每天接到陆震廷的电话，不用在冻结账户后翻通讯录借钱，不用坐公交车去上班，不用在超市收银台前被人说“先生，换一张卡吧”。那时候他只是一个游客，一个举着相机不知道该不该按快门的男人。后来他放下了相机，但背上了更多东西——她的肺病，她的中文课，她每天早上窗前的那盏酥油灯，她和他父亲之间那道永远无法填平的沟壑。
看着他的鼻梁。在郎当山谷的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