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上去的。榕树下有几个老人坐在石凳上聊天，手里拿着蒲扇，脚边趴着一条黄狗。一个卖喜洲粑粑的老太太守着一个小炉子，粑粑在铁板上被烤得滋滋冒油，散发出一股焦香的甜味，混着玫瑰酱的香气，在整条石板路上弥漫。
尼玛站在榕树下，仰头看着那些垂下来的气根。她的手指轻轻碰了碰最细的那一根，像是在触摸一个很老的树的手指。气根是棕褐色的，表面粗糙，摸上去像是被风吹了几百年的经幡。
“这棵树很大。”她说。
“据说有几百年了。”
“几百年。”她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手指从气根滑到树干上。树干的皮很粗糙，比她织毯子的手还要粗糙，上面全是裂纹和疤痕。她把手掌贴在树干上，闭上眼睛。她的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对树说话。
“你在干什么？”
“听。”
“听什么？”
“树在说话。”她睁开眼睛，把手从树干上拿下来。“树和人一样。活得越久，说的话越多。但这棵树的话不是它自己的。是所有在这棵树下面坐过的人，把话交给它的。它帮他们保管。等那些话的主人死了，它还在这里。它替他们继续活着。”
陆云没有说话。他和她站在一起，看着这棵几百岁的大榕树。这一刻，他想起了陆震廷书房里的那些精装书。那些书也是几百年前的——唐诗、宋词、资治通鉴。但它们从来没有被翻开过。它们被放在书柜里，按颜色和大小排列，像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鸟。那些书上的文字也是几百年前的人说的话，但它们没有被人听过。这棵榕树不是。每一个在它下面坐过的人，它都记得。每一句话，它都保管着。
尼玛在榕树下站了很久。然后她走到卖粑粑的老太太面前，弯下腰，看着铁板上滋滋冒油的粑粑。老太太抬起头，用大理方言说了几句她听不懂的话。她指了指粑粑，伸出两个手指。老太太笑了，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笑容，从炉子上铲起两个，用油纸包好递给她。她接过，把一个递给陆云。粑粑很烫，隔着油纸都能感觉到热度，甜味里带着玫瑰酱的香，咬一口碎屑就簌簌地往下掉。她蹲在榕树下，吃着粑粑，看着夕阳从苍山的背后沉下去。
苍山的雪顶在暮色中变成了金色，又变成了橘红，最后沉入深蓝。那种色彩变化和她在珠峰脚下看了二十多年的落日一模一样。她咬了一口粑粑，看着那座不是她的雪山的雪山，忽然觉得，其实山在哪里都一样。山不会因为你叫不出它的名字就不让你看它的落日。它照样把雪顶染成金色，照样把暮光洒在湖面上，照样让风从山顶吹下来。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从哪里来，山都一样对你。
“今天，”她说，声音很轻，“是我来中国之后最高兴的一天。”
第二天，他们去了苍山。
不是去登顶——她的肺不允许她爬太高。他们坐索道上去。索道是那种封闭式的缆车，白色的车厢在钢索上缓缓滑行，从山脚一直升到半山腰。窗外的景色随着高度变化而变化——先是阔叶林，核桃树和栗子树的叶子还嫩绿着；然后是针叶林，松树和冷杉笔直地矗立，树干上挂着灰绿色的松萝，像老人的胡子一样在风中微微飘动；然后是高山草甸，草还是枯黄的，但已经开始冒出嫩绿的新芽，再过一两个月，这里会开满杜鹃花。山腰上有一片杜鹃林，四月的杜鹃还没有开到最盛，但已经有不少花苞胀得满满的，像是在等一个信号，等一场雨，等一阵风，等某个早晨的阳光足够暖和。
尼玛的脸几乎贴在缆车的玻璃上。她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的植被，嘴唇微微翕动着——大概又在叫那些植物的名字。她认识它们。冷杉，松萝，高山杜鹃——那些在高海拔地区生长的植物，和她在郎当山谷看到的很像。有些是同一个种类，只是换了不同的地方生长。冷杉和郎当山谷的一样，笔直地往上长，树冠像尖塔。松萝也一样，挂在树枝上，像灰色的胡须。杜鹃也一样，花苞紧闭，等春天。
“这里的山，”她说，“和郎当山谷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郎当山谷的山更野。没有路，没有索道，没有台阶。只有牦牛踩出来的小路，和夏尔巴人走出来的脚印。这里的山被人修了路，修了索道，修了台阶。它不是它自己了。”她顿了顿，手指在缆车玻璃上轻轻划过，“但山就是山。不管人怎么修，它的骨头不变。你闭上眼睛，还是能感觉到它在呼吸。它的心跳很慢，和人不一样。人的心跳快，山的心跳慢。慢到你以为它不动。但它一直在动。每一块石头，每一粒土，每一片叶子，都在动。只是你看不到。”
缆车到了中转站。他们下来，在观景台上站了一会儿。观景台建在山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视野极好，可以看到洱海的全景——那片蓝色的湖水在午后的阳光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颜色，近处是透明的淡绿，能看到湖底的石头和水草；中间是浓郁的湖蓝，像一块被切割过的宝石；远处水天相接的地方是灰蓝，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湖对岸的玉龙雪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雪顶和白云连成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