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站在一个摊位前，手里拿着一条毯子，正在和两个外国游客说话。她穿着那件红色藏袍，头发编成粗辫子垂在肩上，手腕上的念珠在阳光下泛着光。第二张是她在杜巴广场擦拭那尊象神雕像，蹲在地上，袖子沾满灰尘，侧脸被夕阳勾勒出柔和的轮廓。第三张是她独自走在加德满都某条小巷里，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布袋的边缘磨出了线头。第四张是一辆中巴车的副驾驶座，尼玛坐在上面，旁边坐着一个外国男人。男人大概四十岁左右，穿着登山服，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头发是浅棕色的，大概是英国人或者澳洲人。两人在说话，车窗外的背景是通往博卡拉的山路，照片的角度让他们的距离看起来很近，近到可以被描述为“亲密的距离”。
“她在加德满都做了什么？在旅游区卖毯子。和她打过交道的人，有多少是外国游客？多少是单身男人？她带过多少人去博卡拉当向导？她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地震之后她家欠了多少高利贷？”
他每问一句，手指就在茶几上轻轻点一下。没有用力，但每一下都像是在钉钉子。五下，五个问题，五颗钉子在空气中一字排开。
陆云低头看着那些照片。他的目光在第四张照片上停了几秒。中巴车，山路，一个外国男人。他想起尼玛说过的那句话——“那个英国人，他每年都来博卡拉，带登山队。我给他做过两次向导。地震之前的事。”她早就告诉过他。不是在他发现之后才解释的，是在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在他们还坐在费瓦湖边的茶馆里，她就跟他说过。她从来没有隐瞒过什么。那些照片里的事，大部分他都听她讲过——在加德满都卖毯子，在泰米尔街上向游客推销，在杜巴广场擦那尊象神雕像，带登山队去博卡拉。每一件她都讲过，不是在被审问的时候，而是在他们并肩坐在某个地方、她随口提起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需要藏起来的秘密。
他把第四张照片放回茶几上。“这些照片能说明什么？”他抬起头，目光从照片上移到他父亲的脸上。
“说明她不像你以为的那么简单。”
“她不简单？”陆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不是吼，是压抑太久的反诘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她每天在加德满都卖毯子还高利贷。她地震的时候被压在楼板下面，十个小时。她在黑暗里念了十个小时的经，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她肺里到现在还有伤，每天咳嗽，重庆的湿冷让她的伤反复发作。她一个人撑起了她一整个家——父亲腿断了，母亲眼睛不好，旅馆塌了，高利贷的利息比本金还高。她每天站在街边向陌生人推销毯子，被拒绝一百次才能卖出一条。你管这叫‘不简单’？对，她不简单。她比你认识的所有人都要坚强。但你用‘不简单’这个词的时候，不是在夸她。”
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他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只知道此刻他是以俯视的角度看着他的父亲。这个姿势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从小到大，永远是他坐着，父亲站着，父亲俯视他。现在倒过来了。陆震廷仍然坐着，仰头看着他，眼神没有任何波动，像在看一件正在按预期发展的事情。那双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失望，只有一种精确的计算——他在计算，陆云还有几分钟才会把情绪发泄完。
“她在旅游区卖毯子，接触游客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要她怎么办？地震之后家里欠了那么多钱，你让她去银行贷款？去和保险公司理赔？那边的银行根本不放贷给夏尔巴人。他们没有抵押物，没有信用记录，连身份证都是手写的。她没有选择。”他喘了一口气，把声音压下来，但每一个字的棱角都还在，“这些照片只有她一个人。她和游客说话，和游客坐同一辆车——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用几张照片、一份六页纸的报告，你就想让我怀疑她？你花了多少钱买这些？花了多少精力查她？你把同样的精力用在了解她这个人上，她今天就不会还住在那间客房里，每天都怕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陆震廷等他全部说完，才开口。这种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武器——他让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完，让你觉得自己已经倾尽了全部的论据，然后他再一个一个地拆掉。他在谈判桌上也是这样做的。对手越是激动，他就越冷静。冷静到让对方觉得自己刚才的激动是一场独角戏。
“我说完了吗？”
陆云没有说话。他的拳头在身体两侧攥得很紧，指节发白。
“我没有说她做了什么。”陆震廷靠在沙发靠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那个姿势和他在董事会上听完所有人的汇报之后发言时的姿势一模一样。“我只是在告诉你，在外人看来这些事意味着什么。你在商场上也不是第一天了——你知道，商业谈判中最重要的不是事实，是别人怎么看事实。赵家的人会怎么看这些照片？恒通的董事会会怎么看？你那个援建项目的合作伙伴会怎么看？你在乎真相，他们不在乎。他们只在乎这些照片和报告被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看起来像什么。”
他把文件翻到最后一页，从里面抽出一张表格，放在陆云面前。表格很窄，四列：日期、项目、收入、支出。从三年前开始，每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