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局盖上盒盖，把铁盒仔细收进怀里，看着何心上了车。火车开动后，他没有挥手，只是站在门口，目送列车消失在秋天的暮色里。
何心这一走，老宅里忽然空了许多。何芳的工作间少了那个坐在高脚凳上晃腿的小姑娘，只剩下何芳自己坐在窗前，有时低头翻翻那本香谱的底稿，有时什么都不做，就是看着窗外那棵桂花树发呆。何甘还是每天往工作间送一碗安神羹，只是送到门口就不再进去了——他知道何芳不想让人看到她连端碗都端不稳的样子。
何成局每天下午会在桂花树下坐一两个时辰，偶尔感知一下何芳楼上的气息。何芳的气息一天比一天弱，但一直很平稳。他不敢多探，怕惊扰了她。
十一月初，何米宁从北京回来了。
何米宁是何瀚的女儿，何念祖的孙女，是刚从外交学院毕业不久就被外交部录用为见习外交官的何家第五代。二十四岁，短发齐耳，穿着深蓝色的干部服，身板挺直，说话利落。何家在军政两界向来没有根基——何成局做广州知府那是前清的事，早就翻了篇——但第五代开始有人进入体制内，这是何成局乐见其成的。一回来就直接去茶室见了何成局，带了一份不寻常的消息。
“曾爷爷，这次我从北京回来，是有一件事想当面跟您说。”何米宁坐在何成局对面，何国给她倒了杯茶，她道了谢，但没有喝，“外交部最近在传，联合国那边可能会有动作。去年联合国大会表决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虽然没通过，但赞成票一年比一年多。如果有一天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可能会松动。”
何成局目光微凝，微微坐直了身体。
“另外，”何米宁压低声音，“我的直接领导私下跟我说，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有调整。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美国人也在越南陷得越来越深，双方都有缓解关系的需求。领导说，如果中美关系真的打开了，像何洋这样的案子，就有机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何成局沉默地听完了她的话，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几下，然后问：“你这个直接领导，知道何洋的事？”
“不知道具体是谁，但知道何家在海外有人因为参与国家安全事务被美国扣押。这是外交部的内部档案里记载的，密级很高。领导说，何家为国家做了事，国家不会忘记。如果有合适的外交窗口，这批人会列入首批交涉名单。”
何成局看着何米宁，她坐在对面，腰板笔直，目光清澈而坚定，跟她父亲何瀚一模一样。何瀚也是这样的人——在欧洲默默地做生意，默默地搭建渠道，何家需要他的时候，二话不说就上了。何米宁继承了她父亲的沉稳，但比他更锋利——她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外交官，理想主义还没有被现实磨掉，但已经有了处理复杂问题的基本判断力。
“你在外交部做得怎么样？”何成局忽然问。
何米宁愣了一下，然后坦然回答：“很忙，但很充实。我的外语基础好，被分在北美司。虽然现在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华沙会谈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这条路很长。但何家等得起——我等了一百多年等到了新中国成立，再多等几年不算什么。你在北京好好干，你父亲在欧洲，一个人撑了很多年，你在这里撑住了，就是替他分担。”
何米宁用力点头。何成局端起茶杯，忽然想起什么，说：“你这次回来，去工作间看看你芳姑婆吧。她身子不太好了。”何米宁的眼眶微微红了。她从小也是何芳看着长大的，虽然没有跟着学做香，但小时候生病，都是何芳亲手给她扎针开药。她应了一声，起身去了工作间。
何成局独自坐在茶室里，端起何国泡的茶，抿了一口。何米宁带来的消息在他心里反复转了几圈，最终沉淀下来。他不指望美国人突然大发慈悲放了何洋，但何米宁说的那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只要中美关系打开一个口子，哪怕只是一条缝，何家就能想办法把何洋从那道缝里塞出来。他所要做的，就是继续等，并确保何洋在异国的牢房里也能撑到那扇门打开的那一天。
腊月的一天，何芳下楼了。
这是她今年第一次下楼，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她没有叫任何人搀扶，自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从二楼走下来。何岩在楼下看到，连忙上前，何芳摆了摆手，说：“我去桂花树下坐坐。”
何成局已经在那里了。他远远看到何芳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没有起身去迎，只是让何国在旁边多摆了一把椅子。何芳走到桂花树下，在何成局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喘了好一会儿才平复呼吸。冬日的阳光薄薄地洒在她身上，她的白发在阳光里显得格外稀疏，身形瘦得像是风一吹就要倒。
何芳坐下后，没有马上说话。她只是看着那棵桂花树——冬天的桂花树叶子还是绿的，只是绿得有些暗沉，不像春天那样油亮。
“这棵树，是娘种的。”何芳的声音很轻，但很稳。她说的是余姚姚，虽然她不是余姚姚所生——她是林青的女儿，生母是何成局的第六房小妾——但她的童年记忆里，余姚姚确实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