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摆着何甘托人送来的新配药膳，罐子上的红纸条换了字，原来是“壮骨膏”，现在是“安神羹”，旁边附了一张小纸条。何甘的字迹越来越歪了，但还能辨认。纸条上说，这是给何芳的——用百合、莲子、茯苓、酸枣仁熬的羹，每天吃一碗，晚上睡得踏实些。末了还有一行小字：“别告诉芳姑是我送的，不然她又说我浪费药材。”
何岩看完，把纸条叠好收进抽屉里，抽屉里已经攒了厚厚一沓何甘的字条，每一张的内容都差不多——给这个的药膳，给那个的汤方，都是他一个人在厨房里悄悄熬好、悄悄送来、悄悄留的。他从来不说，但所有人都知道，何甘的厨房里永远备着每一个人需要的药膳。何辩的茶是每天一杯，何芳的安神羹是每天一碗，何成局的当归鸡汤是每逢节气必炖，何国的润肺茶是每次远航回来第一顿，何峰捎去武汉的壮骨膏从来没断过，何岩熬夜整理医案时桌上总会多出一盅枸杞猪肝汤，何海算账算到深夜时门口会摆着一壶桂圆红枣茶。
何甘用九十三岁的双手，守着这个家最后一口灶。
四月中旬，北京来了正式通知，邀请何成局赴京参加全国工商界代表大会。这是公私合营完成后，新中国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的工商界会议，参会者都是各地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何成局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茶室里，何国刚给他泡好一壶新到的明前龙井。他看完通知，把信纸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说话。
何国问：“爷爷，您去不去？”
“去。”何成局放下茶杯，“你去安排。这次去北京，不只是开会——我要见几个人。”
何国没有问是哪几个人，只是点了点头。他已经习惯了祖父的行事风格——何成局从来不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道理。这种风格被何家一代一代地继承了下来，何国是学得最像的。
出发前一天晚上，何成局在书房里整理行装。他带的行李很少——两套换洗的长衫、一双布鞋、几包茶叶、何芳新做的安神香，以及那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报纸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他不用看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他把报纸用油纸包好，放在行囊的最底层。
有人敲门。何成局抬头，看到何甘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砂锅。“爹，您明天要出远门，我炖了一锅汤。”何甘把砂锅放在桌上，揭开盖子，热气腾腾地冒上来。何成局低头一看——是花胶炖鸡，汤色浓白，花胶已经炖得软糯透明，鸡肉用筷子一夹就散。九十三岁的何甘站在旁边，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等着何成局尝第一口。
何成局舀了一勺，吹了吹，送进嘴里。汤味醇厚，花胶的胶质和鸡肉的鲜味融在一起，一口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他想起彭幼楚——何甘的生母，他最小的那房小妾——当年也是这样，每逢他要出远门，就提前一天开始熬汤。彭幼楚的汤也是这个味道，火候精准到每一种食材都炖到了最佳状态。八十七岁那年她走的时候，何成局以为这辈子再也喝不到这个味道了。但何甘替她活下来了。
“阿甘。”何成局放下勺子，叫了一声。
何甘停下擦手的动作，看着父亲。
“坐。”何成局指了指旁边的椅子。何甘犹豫了一下，坐下了。他在何成局面前从来都是站着，像他娘一样——彭幼楚也是从来不在何成局面前坐下，说是规矩。但今天何成局让他坐，他就坐了。
何成局看着何甘，没有说话。何甘等了一会儿，主动开口：“爹，您这次去北京，要多久？”
“短则半个月，长则一个月。”
“那我给您多备几罐壮骨膏带上。北方的春天不比广州，倒春寒厉害，您虽然不怕冷，但吃着总比不吃强。”何甘顿了顿，“我想起一件事——大哥走的前一天，跟我说想喝我炖的汤。我那天正好在熬您要的当归鸡汤，就说等明天。结果第二天他走了，汤没喝上。”
何成局低头看着那锅花胶炖鸡，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何甘的眼睛，说了一句何甘等了大半辈子都没等来的话。
“你娘把你教得很好。”
何甘愣住了。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他的母亲是第十五房小妾，在名分上最低，虽然何成局从未冷落过任何一房，但何甘始终觉得自己活在何安、何宁、何辩的影子里。他不是嫡出，不是长子，没有练武天赋，没有经商才能，只会围着灶台转。他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在厨房里熬汤，希望父亲能看到他。此刻，九十三岁的他坐在父亲面前，听到这句话，眼里忽然泛起了泪光。
“娘走的时候也这么说。”何甘的声音微微有些哑，“她说，阿甘，你做的汤比你娘做的还好。我说不可能。她说，是真的。”
何成局把一碗汤喝完，放下碗，站起来，走到何甘面前，伸手拍了拍他的肩：“等我从北京回来，你多教我几道药膳。何家的厨房，不能光你一个人守着——我以后有空，也去给你打打下手。”
何甘抹了一把眼睛，点了点头。窗外的桂花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