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走到周明远身边。不是社交距离，是比社交距离更近半步以内，近到她的声音可以被压低成只说给两个人听的音量。
“周先生，你在台上说你女儿的画记录了数据看不见的东西。但我们的法案依赖数据。你是在说我们的法案不够？“
周明远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手里的咖啡纸杯放在窗台上，纸杯底和窗台石面接触时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响。石是凉性的石灰岩，把纸杯底的水汽吸走了一小层，水在石面上扩散的速度是微米每秒级的毛细渗透。他看着窗外的灰天，想了两秒。
“你们的法案假设了人是有数据的。我女儿的画证明人可以不通过数据被看见。法案够不够不是由我说了算。是由那些不在数据里的人说了算。如果你想知道你们的法案够不够，你应该去问一个不在你数据库里的人。他可以告诉你他从哪一个时刻发现自己在法律上不存在。不是没有权利，是没有被录入。录入之前，权利是空气。能吸，但抓不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空气里一直站着。站到有人把空气里的他画下来。画下来之后不是空气变成了固体，是画里有了一个人。人不等于数据，但画等于存在。“
北欧代表沉默了四秒。不是尴尬的四秒，是她在把他的话从英语在脑内译成瑞典语并进行法律逻辑换算的四秒。然后她从自己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空白的便签纸，递给他。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那句话写在这张纸上。不是给我。是给我们的法案第三阶段伦理审查委员会。我不想转述。转述有损耗。我要原件。“
周明远接过纸。他从帆布袋里摸出那支偏心削的2B铅笔，用拇指确认了一次歪笔杆的方向和指关节弯弧刚好对准，然后把刚才那句话用尽可能方正的汉字写在了瑞典代表的便签纸上。不是签名，是复述。复述的内容和原话有一个字的差别：原话他说的是“空气里有了一个人“，写的时候改成了“空气里认了一个人“。有和认，偏旁只差一小横。有是状态，认是动作。动作比状态多一个主语：谁在认？每一个读到这句话的人。
北欧代表接过纸，把便签纸正面朝上放进她文件袋的透明内袋里。透过透明塑料能看到那些铅笔字在她装满打印文件的深灰色公函夹中被独自留在了可以不被翻动就能直接看见的位置。她没有再说话。他也没有。两个人各自拿了一杯新的咖啡，站在高窗下。窗外的灰天和窗内的人，中间隔着一层玻璃。玻璃的厚度是六毫米，导热系数约一瓦每米开尔文。温差被玻璃隔开了，但光穿过了。穿过来的光照在了那张透明内袋里的铅笔字上。光不是暖的也不是冷的。光是秋分之后还剩得不多的一种白天。
另一个角度的回响来自合众国代表团。合众国观察员（不是正式代表，观察员不发言）是一位四十几岁的男性，站在咖啡机前的台上。他面前放着一杯不加糖的浓缩咖啡，用一只不锈钢小勺搅了很长时间。搅的动作不是搅拌，是小勺在以极低的频率敲击杯壁。频率不是随意的：一长，两短。周明远走到咖啡机前给自己重新倒了一杯水，两个人隔着两台咖啡机的宽度站着。浓缩咖啡的液面在第三次敲击之后已经彻底没有热气了。咖啡是凉的，但杯壁还是热的。热量从杯中的咖啡液传到陶瓷杯壁再传到空气里，流失的总量刚好是那个观察员在咖啡机前站的分钟数乘以热对流系数。两个人都没有对话。但观察员在用不锈钢小勺和咖啡杯之间不有意制造但客观存在的敲击声，敲出了一种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是信号的节奏。一长两短。是他在等人。还是在等咖啡凉。周明远走的时候心想：也许只是他在等咖啡凉。也许不是。在布鲁塞尔的咖啡机前，你永远分不清一个节奏是密码还是咖啡太烫。
玛丽亚在整个茶歇期间没有离开座位。她把张薇的论文复印了三份，用回形针分别别好，分别在三个不同时间递给三位不同大洲的代表。一位是来自肯尼亚的神经伦理工作组协调员，一位是来自阿根廷的公约执行监督委员会副**，一位是来自韩国的数据隐私与人格权审查专家。她递给每一份的时候没有说一样的话。
对肯尼亚代表她说：“这篇论文的作者不在今天的会场。她在北京一个学校的教师公寓里。她写的东西是关于你们正在讨论的认知同步率婚姻匹配系统的伦理审查。作者的论证方法不是数据论证，但她用了一种数据论证做不到的事：她把'爱'从公式里抽出来了。抽出来之后剩下的是镜像。你现在手里拿的是目前唯一一份纸质印刷版本。没有电子稿。你读完如果觉得需要存档，请自行复印。如果不需要，请还给我。不是还给我。是还给作者。我会替你寄回去。但她可能更愿意让它留在你们工作组。“
对阿根廷代表她说：“这一篇不是公约文件。它比公约文件短。但它说的是一件公约目前还没有纳入正文的事：一个算法声称可以替你找到最佳伴侣，在你见到那个人之前，算法已经把'最佳'定义好了。算法定义的最佳是基于你过去所有的行为数据和神经响应模式。但算法不知道一件事：你可能会爱上一个和你的参数不兼容的人。不兼容不是故障。不兼容是爱的起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