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镇的声音没有起伏，“被捕的敌对武装人员、因医疗事故导致脑损伤的患者、以及某些无法确认身份的无国籍人员。实验内容包括开颅植入侵入式电极阵列、在未使用麻醉或仅在部分麻醉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神经信号采集、以及在植入后对特定脑区施加高频电刺激以诱发认知功能改变。部分被试在实验后出现了不可逆的认知损伤。具体数据已经通过驻外情报站和电子侦察手段获得了交叉验证。国防部情报局将对实验主体进行持续跟踪，并在必要时将相关信息作为国际组织的提案依据。”
他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照片，推在桌上。照片上是一间没有任何标识的手术室，墙上的瓷砖是浅绿色的，角落里堆着几箱没有标签的医疗耗材，手术台上放着一个头部被固定装置锁住的人体模型——但从模型旁边那些导线的型号和排列方式来看，它不是在教医学院学生怎么做手术。郭镇说这张照片来自一个被情报部门长期监控的数据节点，照片的元数据已经被抹除，无法追溯到具体的拍摄者和地点，但导线型号是已知批次里某国军方标准采购清单上的项目。他没有说那个国家的名字。
赵豫章一声不吭。他把照片用指尖轻轻推到长桌中央，让每一个人都看清。
然后郭镇放出了第二件事。
“去年年底，国防部下属某研究所的一个技术团队，在对一批从特殊渠道获得的神经信号数据分析时，发现了一组此前从未被记录的认知增强参数。这批数据的来源不在国内——我不说具体来源，但在座的各位可以自己去推定。数据的原始采集对象是一批经过长期侵入式神经接口适配的成年被试，其延时参数被压缩到了国内目前任何已知产品——包括军方自研版本——都未曾达到的区间。在这个参数区间内，被试的认知速度——不是反应速度，是从问题输入到逻辑输出完成的全链条认知速度——出现了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的提升。”
他把笔记本翻到某一页，用手指在数字上轻轻点了一下。
“我们发现米国的这些测试体，在认知速度提升进入稳定期后，解决了一个千禧数学问题。”
千禧数学问题。克莱数学研究所2000年公布的七个千禧年大奖难题。迄今为止，只有庞加莱猜想被证明，剩下六个——P与NP、霍奇猜想、黎曼猜想、杨-米尔斯存在性与质量间隙、纳维-斯托克斯方程、贝赫和斯维讷通-戴尔猜想——每一个都横亘在人类数学智慧的前沿。郭镇说有一个已经被解出来了——不是由某个数学家在纸面上完成的，是在认知增强环境下由几个接受了神经接口适配的米国数学家完成的。
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权衡措辞的分量，然后说具体是哪一个问题他不便在此次会议中披露，但证明已经通过了内部同行评审，已经在预印本平台公开发表。
会议室里的沉默比刚才更深。窗外的长安街上，雪后的阳光把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条照得发亮，但没有人看窗外。
孟正则先开口了。他的语速比平时快了一点点——不是紧张，是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东西忽然找到了出口。
“郭部长提供的这些情报，证实了工信部此前在多轮部际协调会上反复提出的判断：国际竞争已经不是商业层面的产品迭代速度之争，而是底层认知能力积累的竞赛。他们用活人开脑做实验——我们不认可这种方式。但他们在积累数据。我们呢？我们连知情同意书稍微有点争议都要被伦理委员会打回来反复修改。”他合上面前那份病毒事件的调查报告，十指交叉平放在桌面上，“既然中枢已经定了调——不支持活体实验，不支持绕过伦理框架的行为——那工信部尊重大方向。但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数据差距怎么填？我们总不能等到别人解出所有千禧问题之后，再靠商业市场慢慢积累。我有一个提议——”
他把右手从桌面上移开，在黑色笔记本的封面上用指关节轻轻敲了两下，声音压低。
“截光缆信息。不是窃取商业机密，不是盗用知识产权。是利用情报部门的电子侦察能力，针对已知的灰色数据通道进行信号拦截。那些在各国灰色地带被传输的活体实验数据，它们通过跨境光缆流动时，没有任何国家的法律对它们提供保护——因为它们本身就不合法。我们不需要侵入任何合法数据流，只需要在那些绕过已知数据保护协议的流量中，采集我们需要的技术信息。这不是窃取——这是在不合法数据的流动中采集可以被合法使用的技术参数。”
赵豫章依然没有说话。他端起白开水放在嘴边，没有喝，又把杯子放回桌面，杯底磕出一声轻响。
然后林知行把杯子放下了。他的动作很慢——先把杯子从嘴边移开，放在桌面左侧，再用右手把杯沿转了小半圈，让杯柄对准正前方。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动作——林知行的习惯，当他需要把一件很重的事情很轻地说出来的时候，他先把东西放稳，好像怕自己接下来的话把桌面震塌。
“郭部长说的事情——是国际政治的黑洞。中枢外交层面暂时不要公开提，但不代表不知道。”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