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想起了一件事。多年前，他刚做完初级植入，排异反应最严重的那几个星期，他在网上搜索过“神经接口安全防护”相关的产品。那时候市面上几乎没有——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觉得神经接口需要安全防护。现在防护产品遍地都是——不是因为技术成熟了，是因为病毒让所有人同时感到害怕。恐惧是最好的销售员，它不需要任何资格证书。
病毒事件惊动了中枢。三月中旬的一个周三，赵豫章在中枢决议会三层中央决议厅主持召开了一次紧急扩大会议。
会议室里色温四千开尔文的LED灯带依然稳定地亮着。长桌两侧坐满了人——中枢决议会七名成员全部到齐，国政委代表、工信部、教育部、科技部、卫健委的主要负责人悉数出席，国家信息安全中心、军方情报部门代表等关键机构的负责人也首次在神经技术监管会议上现身。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病毒事件简报，纸页上还带着激光打印机特有的温热。简报的附录里夹着一份军方通过国安委转来的秘密情报——这份简报被装在单独的加密信封里，封面标注着“绝密”和“内部通报，不作扩大传达”。参会者入座前签署了保密承诺书。
赵豫章在会议开始时只说了几句话，每一个词都像是已经在喉咙里反复称量过才出口。
“今天的议题有两个。第一，病毒事件的技术评估与处理方案。第二，国际神经技术竞争态势的最新情报通报。两项议题都涉及敏感信息，请各位在发言时注意措辞审慎。”
信息安全中心的主任首先做了技术评估，用投影展示了病毒的传播链条和已确认的感染范围，列出了目前市面上已发布的防护产品的技术对比分析。他的结论与周明远的判断高度一致：病毒利用的是行业底层协议的系统性漏洞，而安全公司在事件前已做技术储备，这属于“风险预判性储备”，在现有法律框架中不被视为违法。
紧接着，卫健委的负责人汇报了感染者救治情况。所有感染者都已恢复意识，未发现不可逆的神经损伤，但部分患者出现了继发性焦虑症状——害怕自己的记忆随时被劫持，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在公共场合久留。一些老年感染者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他们在公共场合失控的表现被围观者录下来传到了网上。视频里一个老人反复抚摸自己的脸颊，喃喃自语地叫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评论区有人笑，有人转发，有人在评论区里打出“老年痴呆真可怜”的字样。他们不知道那是病毒劫持了老人的情感记忆回路，让她把毕生最柔软的回忆反复说了出来。
韩世清在整个技术评估过程中没有发言。他面前放着那份加密信封，封口还没拆。他把手指压在信封的牛皮纸表面上，能感到里面那几页纸的厚度——不厚，大概只有几页。但他知道，这几页纸的重量不会比一份赋分制季度评估报告更轻。
赵豫章在卫健委汇报结束后做了一个简短的技术小结。他说这次事件的性质已经基本清晰——不是蓄意破坏，是系统性技术风险在认知局限下的意外释放。中枢不应在这个事件上过度反应——技术系统和人体的免疫系统一样，完全的封闭和过度防护反而会降低系统对外部扰动的适应能力。适当的风险暴露是一种免疫力。感冒之于人体，不是致命的——但如果因为怕感冒就把人关在无菌仓里，那他走出无菌仓的那一天，第一个喷嚏就会要他的命。
他用了这个比喻之后，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韩世清把面前那份风险评估翻回到第一页，用铅笔在页眉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感冒”他没有发言，但他的手在纸面上停了一下。赵豫章的表态意味着中枢不计划利用这次事件出台新一轮的全面性管制。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战略消息——它告诉市场：中枢不会在每一次安全事故之后都收紧监管。但对于韩世清来说，这句话有另一层含义。赵豫章不是在为企业免责，他是在为一个更深远的判断铺设论证地基——技术系统的安全不能只靠外部防火墙，它需要系统内生的风险适应能力。这个逻辑如果被反过来引用，将会削弱部分人在数据积累上的意愿。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不是不想，是他现在已不再需要在每一个微妙的措辞缝隙里插上自己的反驳。方涵在。
然后郭镇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准，像是在复述一份已经在脑海里排练过多遍的内部报告。
“国防部在上周通过情报渠道获得了一份加密通报。通报的来源不在公开情报体系中，但经过了多方交叉验证。”他翻开面前的黑色笔记本，但几乎没有低头看，那些数字和事实显然已经背熟了，“过去几年中，数个在神经科学领域有技术积累和军事需求的国家——我不点名——互相之间建立了一条灰色数据共享通道。通道中流动的数据不是商业产品测试结果，也不是学术合作论文的公开数据。是活体脑部实验结果。”
他停顿了一下。会议室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很静。赵豫章放在桌上的手指没有再敲，而是压平在桌面边缘。林知行端起面前的白开水喝了一口，杯沿在嘴唇上停了片刻。
“这些实验的被试来源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