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工具的设计文档里写得很清楚——“本工具通过模拟各类已知和潜在的神经接口攻击模式，帮助安全团队在漏洞被恶意利用之前发现并修补漏洞。”在一次内部技术验证中，他决定测试这套工具的极限——让AI自主生成一种全新的、尚未被记录在已知攻击模式库中的攻击代码，然后观察固件的防护模块是否能检测到它。
他在个人工作日志中记录了这个决定。日志的时间戳显示，他在输入指令之后反复推演过传播系数和终止指令，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跑了好几次模拟——每一次模拟都显示病毒可以在受控环境中被终止。他在日志中写道：“模拟结果表明，在预设终止条件下，传播范围可控。本测试旨在证明我们的防护模块对未知攻击模式的敏感度不足——如果要说服管理层加大安全投入，我们需要更直观的证据。只是要证明我们需要更好的防护。不是要制造真的病毒，是让AI自己跑一下能生成什么——然后把漏洞堵上。”他设置的终止条件是：病毒在执行一定数量的循环后被自动清除。
但他犯了一个在计算机模拟中看起来很安全、在真实世界中却致命的理解错误。他的模拟环境基于锐思科技内部网络中的有限节点模型——几十个虚拟接口、标准化的信号延迟、被简化了的协议握手流程。但真实的神经接口网络不是一个有限节点模型。它是数以万计的实际用户在日常使用中组成的复杂动态网络——每一个用户的接口固件版本可能不同，每一个用户的信号延迟受体温、情绪、疲劳程度的影响而波动，每一个用户的反馈回路校准频率取决于他每天接触多少同样植入了接口的人。在这种复杂网络中，病毒的传播行为不是他在模拟环境中观察到的线性扩散，而是非线性、多层次、跨版本的跳跃式传播。他设置的终止条件——在传播过程中被意外绕过了，因为某些旧版本固件的反馈回路协议没有包含新的终止指令握手模块。
病毒一旦进入真实网络，就像一匹挣脱了缰绳的马。它利用反馈回路校准机制在感染者之间跳转，每一次跳转都绕过了被感染接口的安全协议——因为这些协议从来没有被设计用来防御“通过校准信号传播的恶意代码”。这意味着病毒不需要破解防火墙，不需要窃取密码，不需要绕过任何传统的网络安全防护——它只需要两个人靠得足够近，接口自动握手，它就跳过去了。
而他所在的锐思科技，恰好是那些基层劳动者——那些在深夜值班、在凌晨出车、在流水线上站了半辈子的物流公司调度员、货车司机和工厂工人——最常用的神经接口品牌。
病毒事件爆发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锐思科技陷入了灾难性的混乱。客服热线被打爆，社交媒体账号下堆满了谩骂和质问，几家大型客户在事件曝光的当天就宣布暂停合作。程瀚在事件曝光后不久被刑事拘留。警方在锐思科技大楼十几层他的工位上查扣了工作电脑和所有存储设备。那盆绿萝还放在桌角，叶子有些发蔫——大概是好几天没人浇水了。
然而，正当锐思科技在一片谴责声中摇摇欲坠时，另一股力量正在迅速崛起。病毒爆发后的几天内，几家主要神经安全公司陆续推出了专门针对该病毒的防护产品——“认知防火墙”“神经杀毒卫士”“记忆护盾”。这些产品的定价不菲，但宣传口径高度一致——针对认知回响病毒专杀优化，独家算法，限时优惠。广告投放在社交媒体和科技资讯平台上铺天盖地，广告语被印在地铁站的电子屏幕上——“你的记忆，不容劫持。”
周明远第一次注意到这些安全产品是在星核科技的内部技术情报简报中。安全部门在病毒爆发后连续出了好几期跟踪报告，最新一期里附了一张表格，把市面上已发布和即将发布的防护产品逐项对比。周明远把表格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注意到一个细节——好几款产品的底层架构中都含有与病毒传播机制高度相似的自适应信号匹配算法。这意味着这些安全产品在病毒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做针对“反馈回路劫持”的技术储备。这不是抄袭——这是预判。
他把这个发现写在情报简报的页边空白处，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关键参数，然后提交给了星核科技的安全部门。他在分析结论中写道：“安全公司是否事先知道具体病毒代码——从目前掌握的技术证据来看，大概率不知道。但他们知道的是：神经接口的标准化反馈回路协议存在一个系统性安全漏洞，这个漏洞迟早会被利用——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这家公司就是那家公司。他们等的不是一个特定的病毒，他们等的是一个可以被归入这个预设漏洞的突发事件。提前储备技术框架，在事件发生时在最短时间内调整参数匹配漏洞类型——这种行为在现有网络安全法规中目前没有被明确界定为非法，但它同样是在利用风险进行商业套利。这不是策划阴谋，这是利用必然。”
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在周明远的分析报告旁边批了一行字——“同意周总判断。这属于典型的‘风险预判性储备’，在当前行业惯例中不被视为违法行为，但道德风险极高。建议星核科技内部安全产品遵循同一原则：不做‘预判性储备’，只做‘响应性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