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异评估报告，并避免在未获得独立法律意见的情况下签署任何补充协议。”
苏瑾把这段话读了两遍。第一遍读法律分析——那些条款她以前看过，但没有用这种逐字逐句的方式拆解过。第二遍读最后一段——不是结论，是建议。保留证据，不要单独签任何东西。这个声明没有说“我们可以帮你们打赢官司”，也没有说“智桥科技违法了”。它说的是：合同里有几道缝，缝的大小需要法院来判。在此之前，你先把手里的纸收好。
群里有人问：“那我们现在能做啥？”
另一个人回答：“等。律师说要等到有家庭正式提起诉讼，有了判例才能推。我们不能都去告，得要有人先出这个头。”
苏瑾看着“要有人先出这个头”这几个字，没有打字。她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悬了很久，然后放了下来。她想起刘铮在登记表上如实填写了女儿的排异症状，没有隐瞒，没有绕路。当时她觉得他是在放弃空间。现在她看着这份律所声明，忽然不确定“争取空间”是不是等于“争取胜诉”。也许不是。也许只是让女儿在诉讼时效到期之前，手上有一份可以称之为“证据”的东西。
她把律所声明转发给了刘铮。刘铮在公司午休时看到，只回了很短的一句：“先咨询一下，不急。”苏瑾看着这行字，想起刘铮很久以前说过的那句——“我不会再给她做任何一个基于最优解的决定”。他在登记表上如实填写，不是放弃，是不想再做另一笔算不过来的最优解计算。她没有再回复。她把那份律所声明存进了一个新建的加密文件夹，夹子名称叫“待处理”。
同一天晚上，陆沉在苏州实验室里合上工作日志。日志上今天的记录只有三行：“第七次逆向验证完成。新芯片架构在仿真环境中跑通了自反层与标准神经信号解码协议的完整兼容流程。等待外部测试条件就绪。”他没有写等待的具体是什么。
他把日志放进抽屉，关上工作站。然后拿起手机，拨了女儿的视频通话。通话只持续了三分钟——他女儿的语言能力无法支撑更长的交流，但每次视频她都会努力地对着镜头弯起嘴角。
“爸爸。”她说。这两个字很清晰，是她练了无数次的结果。
“嗯。今天吃什么了？”
“奶奶做……做……”她的嘴角在努力，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她想说“奶奶做了红烧鱼”，但“红烧”和“鱼”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沟，她的舌头在沟这边徘徊了很久，最终还是没能跨过去。她的表情没有沮丧——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跨不过去——只是把嘴闭上，用鼻子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重新弯起嘴角。
陆沉等了很久。屏幕上的女儿安静地看着他，嘴唇不再翕动，只有那双眼睛还在发着光。他没有替她说出那个字。他知道，如果他替她说了，她今晚会反复练习“红烧鱼”这三个字直到入睡，而那会让负责照顾她的爷爷奶奶哄她很久。
“没关系，”他说，“明天再说。”
挂了电话，他在屏幕前坐了片刻。然后他把测试台上的那枚淡紫色芯片翻过来，看着背面那一行极小的激光蚀刻编码——编码最后一个字符还是“竞”。他重新打开日志，在刚写完那三行下面又加了一行字，笔迹很轻，像是怕印到下一页——“她今天说了两个字。两个字都很清晰。她用了很多年才学会了这两个字，但如果一个人从十五岁开始失去它们，可能只需要几个月。”他放下笔。台灯的光圈照着那枚淡紫色芯片，很久都没有暗下去。
周六午后，林晚晴在学校办公室批改上周的周记。窗外操场上有体育生在跑圈，钉鞋踩在塑胶跑道上发出有节奏的摩擦声。
她班上那个被退回补材料的学生终于补齐了材料。他叫陈卓，做了竞字版，家里买的是次新货，正规医院渠道但版本偏旧，评估系统不认。他母亲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跑了几家医院，最后托了关系在另一家三甲医院重新做了一套完整的排异评估，评估报告拿到的当天下午就送到了登记窗口。他从上周起重新坐回教室，校服袖子拉到手腕，遮住了那圈淡紫色的微光。
他回来那天，班上没有人问他怎么了。不是冷漠，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语气问。以前他和几个没做植入的男生经常课间一起打乒乓球，现在乒乓球桌旁边还是那些人，只是没有人叫他。不是排挤，是所有人都觉得他好像被分到了另一个教室——虽然他仍然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
林晚晴翻开另一本周记。孟晓涵写的，字迹一如既往地歪歪扭扭，每个字的收笔都往上翘，像是压不住往上飞的心情。“上周陈卓回来了。他的登记通过了。我跟他说欢迎回来，他说谢谢。然后我们就不说话了。我想跟他一起去打乒乓球，但我觉得他好像不想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问妈妈，妈妈说有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就不想玩了。我说他才不到十七岁。妈妈说这和年龄没关系。那跟什么有关系——跟他的芯片有关系吗？跟赋分制有关系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以前会跟我比谁削铅笔削得更长。他削的总是比我长一点，但他不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