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方向性框架调整后续工作方案。秦铭在电话里说的是“中枢倾向于不进一步收紧”，办公厅的便签说的是“方向性框架初步确定”。两个人在不到一天之内传递了同一件事，但语言不同。这便意味着，中枢的正式措辞仍在内部打磨，但方向已定。他没有把便签放回文件夹。他翻开随手的工作日志，在最近的空白页上写下几行字，字迹微草——“赋分制维持，当前框架不变。登记随访制度启动，年内试点，一年内全面铺开。立法预研启动，由秦铭牵头。未纳入强制性安全审查，季度评估后重新讨论。目标：在赋分制执行数据积累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全国登记随访，跟进立法进度。年底前完成赋分制实施效果初步评估，形成下一阶段监管框架建议。”他把这一页折了个角，放在文件夹最上面。窗外走廊上清洁工已经擦到了隔壁办公室的玻璃。
周四傍晚，赵豫章在峰会后首次听取了几位分管副总裁关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的联合简报。
简报会持续了近两小时，从青年失业率到地方财政压力，从出口订单下滑到中西部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困境，每一项数据都在缓慢地往下走——不是骤降，是持续了多个季度的微跌。赵豫章在整个过程中只提问了三次：一次是关于未植入义体青年在失业人口中的占比变化趋势，一次是关于地方政府应对小规模抗议的具体处置流程，一次是关于未来几个季度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出口的预测。三个问题的答案都在简报附件的数据表格里，但赵豫章仍然要求分管副理亲口回答——不是为了核对数据，是为了确认那些数字已经进入了每一位决策者的判断框架。他没有在简报会上做出任何新的政策指示，只是在最后站起来的时候，把放在桌上没怎么翻过的简报文件夹在胳膊底下带走了。晚些时候，他又独自在办公室里把两份今天送来的外交与情报报告重新看了一遍——一份是乌兰方面关于神经技术用于战后伤兵康复的最新实地评估，另一份来自驻某个西方大国的使馆，详细分析了该国国会内部关于神经技术监管法案的党派分歧。两份报告都没有改变中枢决议会已经做出的决定，但它们都在同一个方向上持续施压——别人也在看，别人也在推。这个压力不会因为中枢做出了一次决议就消失，它会持续存在，直到下一次季度评估、下一次国际峰会、下一次某个国家在神经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重新涌回这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
周六上午，教委在通州那家公立医院的神经功能评估中心召开了赋分制登记执行情况的月度碰头会。会议室不大，墙上贴着排异反应科普海报，卡通人物仍然面无表情。韩世清没有参加，但市教委副主任周启明提前半个小时到了。他在走廊里碰到孙医生——就是上次给刘铮女儿做排异评估的那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孙医生手里拿着刚打印出来的月度登记数据简报，还没来得及装订。
“这个月退回率还是百分之二，”孙医生说，“和上个月持平。但有一个变化——补材料的平均周期拉长了两天。”
“什么原因？”
“能补齐的家庭基本都在前两个月完成了登记。剩下的是真正有困难的——手术记录找不到、排异评估报告凑不齐、医院资质降级后不愿出具证明。能快速解决的上个月就解决了，不能解决的也拖不下去了。”
周启明接过简报，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旁边不远就是刘铮女儿上次候诊时坐过的那排塑料椅，对面墙上那幅用卡通人物演示排异流程的海报下缘微微卷起。他翻了翻数据，然后拿起笔在几处关键数字上做了标记。他下午要飞回北京，明早还要参加部里一个关于全球多重危机背景下教育资源调配的视频会议，但他还是临时决定在医院多待了一个小时——找孙医生和几位登记窗口的一线工作人员，逐一询问材料退回率背后各家庭的实际情况。他在便签上写满了四页，最末一行是：“建议在中西部省份试点材料容缺受理机制，区分‘无法提供’与‘尚未提供’两类情况——后者一次性催办，前者单独评估是否需要其他替代证明路径。”然后他把便签装进公文包，走向登记窗口后面的临时办公室。
傍晚，刘铮家的晚饭比平时安静。苏瑾下午在家长维权群里看到了新消息——有一个自称是“竞字版”的家长转来了一条律所声明。声明出自上海一家规模不算最大但在医疗器械诉讼领域颇有经验的事务所，措辞严谨，逐条分析了智桥科技与终端用户之间那份四十多页的知情同意书。核心发现有好几条：条款将术后长期随访责任定义为“用户自行定期向原手术机构申请”，没有明确智桥科技自身在长期数据采集中的义务；“手术记录完整性”被定义为“以手术实施机构的存档为准”，但未规定当原手术机构因资质变更无法提供完整存档时，由谁承担补充责任；关于排异评估报告的出具义务，条款只规定“手术实施机构应在术后建议期内提供初次评估”，未涉及建议期之外的后续复评。声明最后一段没有写任何结论，只写了——“上述条款的法律效力有待在司法程序中进一步确认。建议相关家庭在正式维权前保留所有与智桥科技的书面通讯记录、手术记录复印件及历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