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我小时候不怕冷，冬天在雪地里跑，棉鞋湿了也不怕。现在怕了。老了，骨头脆了，怕摔。河生，你也是。你腿不好，走路慢点。别急。你一辈子不急，老了更不用急。”
河生看着这段话，眼眶有些湿。他把那本小册子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
下午，方卫国醒了。他坐在阳台上喝茶，河生坐在他旁边。两个人看着远处的黄浦江，江面上的船来来往往。
“河生，你啥时候回老家？”
“等过了八月十五，就回去。”
“你大哥一个人在家，你回去陪陪他。”
“嗯。”
“你替我给大哥带个好。说我方卫国问他好。说他种的枣甜，说我吃了。他寄的枣，我吃了。甜。”
“好。”
方卫国看着远处的江。“河生，你说咱俩还能见几面？”
河生看着他。“你想见几面就几面。”
“我老了，走不动了。这次来上海，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以后你来看我。你来北京，我请你吃饭。我儿子做菜不好吃，可他做菜比我强。他做的红烧肉，比你嫂子做的差远了。可他能做。我老了，做不动了。他替我做了。”
河生的眼泪流了下来。“卫国，你别说这种话。”
“不说了。说点高兴的。溪溪的电影什么时候下映？”
“快了。月底。”
“票房怎么样？”
“好。方叔叔，您别操心了。您操了一辈子心，该歇歇了。”
“歇不了。操心操惯了。不操心，心里空落落的。”
方卫国在上海住了三天。三天里，河生陪他去了外滩，去了豫园，去了陈溪小时候学琴的音乐学校。方卫国走得很慢，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可他精神很好，眼睛还挺亮堂。他看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看豫园的九曲桥，看那些学琴的孩子。他站在音乐学校的门口，听着里面传出来的琴声，听了很久。
“河生，溪溪小时候就在这儿学琴？”
“嗯。每个周末都来。我送她，她妈接。她学了六年，考过了十级。”
“她现在还弹吗？”
“弹。在家弹。买了钢琴，放在书房里。她写书累了就弹一会儿。”
“你教她的？”
“不是。她老师教的。我教不了。我五音不全。”
方卫国笑了。“你五音不全，可你造了一辈子航母。航母不唱歌，可它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有声音。那声音比什么歌都好听。”
河生看着方卫国。“卫国，你这个人，一辈子会说好听的。你说航母的声音比歌好听，就是比歌好听。我信你。”
方卫国在上海的最后一晚，河生和方卫国坐在书房里。河生铺开宣纸，拿起毛笔，蘸了墨，在宣纸上慢慢地写着。他写的是——“寒露”。写好了，他看了很久，把它贴在墙上。旁边是方卫国写的那幅“寒露”。两个人的字并排挂在一起，一个苍劲，一个内敛。
方卫国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河生，你的字进步了。有周老师的味道了。周老师要是在，一定高兴。他教你一年，你记了一辈子。他高兴。”
“他高兴就好。他走了，我看不到他高兴了。”
“他看得到。他在天上看着呢。他高兴，你看不到。可他高兴。”
河生抬起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灯，灯亮着。他看不到天，可他相信方卫国的话。周老师在天上看着呢。他高兴。
方卫国走的那天，河生送他去车站。方卫国拎着包，走得很慢。河生扶着方卫国，走得很慢。
“河生，你回去吧。别送了。”
“再送送。送到检票口。”
“你腿不好，别送了。”
“不疼。”
“你骗人。你每次说不疼，都是忍着疼。”
河生没有接话。两个人走到检票口，方卫国停下来，看着河生。
“河生，你保重。”
“你也是。”
方卫国走进检票口，回过头看了河生一眼，挥了挥手。河生也挥了挥手。方卫国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河生站在那里很久。
他想起方卫国年轻时的样子。瘦瘦的，高高的，戴着眼镜，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筐里永远塞着几本杂志和一沓稿纸。他从县城骑到省城，从省城骑到北京，从黑发骑到白头。他的车胎扎过无数次，补了无数回，可他从来没换过新车。他说这辆车跟了他二十年，有感情了。河生说你对一辆破自行车有感情，对人呢？方卫国说对人也有感情。对你最有感情。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河生说我也是。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方卫国说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河生说不会说好听的不代表没有感情。方卫国说我信你。
河生转过身，走出火车站。外面的阳光很亮，他眯起眼睛，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寒露了，天冷了。方卫国来了，又走了。可他来过了。他看了航母，看了外滩，看了豫园，看了溪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