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就此拉开帷幕。
他想起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一项项新法如春雨般洒向大宋的田野市井。他亲自审定每一条法令，批阅每一份奏报，甚至在宫中设立"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教习保甲司"，亲自过问保甲法的推行。那几年，他每日只睡四个时辰，其余时间全部用在治国理政上，年轻的面庞迅速消瘦，两鬓过早地染上了霜色。
他想起熙宁五年的保甲法，他力排众议，将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农闲时练兵，战时编入军队。他梦想着，终有一天，大宋可以拥有一支不逊于府兵、更胜于募兵的国民武装，再也不用耗费巨资养那些骄惰的厢军禁军。
他想起熙宁七年的免役法，将原来按户等轮差服役的制度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户等缴纳免役钱。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却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疯狂反扑——因为他们正是轮差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子弟可以凭借特权免除徭役，而免役法却要求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出钱。司马光连上五疏，痛陈免役法之弊；苏轼在诗文中间或讥讽，最终被卷入乌台诗案。
面对群臣的泣血劝谏，这位一生要强的帝王，最终只能无奈地点头应允。
不是允诺他们的政治诉求，而是允诺自己的宿命。他知道，无论立谁为太子，这大宋的江山终究要传下去；他知道，高太后垂帘，保守派复起，新法大概率会被废罢；他知道，他十八年的心血，很可能在他死后被付之一炬。可他还能怎样呢？他连抬起手都困难，连说一句完整的话都要喘息良久，他拿什么去抗争？
依照宗法，神宗第六子、年仅九岁的赵佣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更名赵煦。
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福宁殿外白茫茫一片，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赵佣被乳母牵着，小小的身影在巨大的宫门衬托下显得格外单薄。他穿着崭新的杏黄色太子袍服，头戴金缕冠，却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当被引导着向龙床上的父皇叩头时，他天真地问道："父皇何时能陪孩儿放风筝？"
满殿寂静，落针可闻。神宗的眼角滑下一滴浊泪，渗入枕边的锦缎，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他想说些什么，喉咙里却只发出含糊的咕噜声。最终，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目光中满是歉疚与不舍。
然而，幼主临朝，如何驾驭这艘历经风波的巨轮？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知情者心头。九岁的孩童，连《论语》都未读完，如何理政？如何制衡群臣？如何面对辽夏的虎视眈眈？大宋开国以来，并非没有幼主登基的先例——仁宗即位时年仅十三，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十二年，开创了"仁宗盛治"的前奏。可刘太后是何等人物？那是从宫女一步步走到皇后之位的铁腕女子，有政治手腕，有用人之明，更有镇住群臣的威严。而如今的高太后，虽同样出身名门，却素来以"女中尧舜"自诩，崇尚俭朴，厌恶奢华，更厌恶——新法。
为了稳住风雨飘摇的政局，神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了人事安排：朝堂军国重务、天下大小政事，暂由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全权裁决。
这道遗诏，是他最后的政治算计，也是最后的无奈妥协。高太后是英宗的皇后，他的嫡母，在宗法上地位尊崇；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高琼是太宗朝名将，家族在军中颇有根基；更重要的是，高太后坚决反对新法，她的垂帘，意味着保守派势力的全面回归，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朝堂纷争，稳定人心。
可这也意味着，他十八年的变法，将被彻底否定。他想起王安石，那个已经被贬谪到江宁、在钟山脚下的半山坡上筑室隐居的老臣。去年有密报传来，说王安石听到永乐城之败的消息后，彻夜不眠，绕室彷徨，次日对客长叹："公非行者，而使之行，吾不知其可也。"——他不是在批评徐禧，他是在批评他赵顼啊！批评他用人不当，批评他操之过急，批评他毁了这场变法。
如今，他又要亲手把变法最后的火种掐灭，交给那个最恨新法的人去处置。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悲哀！
这不仅是对权力的交接，更是对保守派势力的一次妥协与安抚。
神宗的一生，是燃烧的一生。
他生于庆历八年，那时仁宗还在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刚刚失败，朝堂之上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他幼年便被过继给仁宗为嗣，在宫中长大，见惯了文官们的党同伐异，见惯了边疆的烽火连年，见惯了百姓在苛捐杂税下的哀鸿遍野。他问过老师："为何汉唐能开疆拓土，而大宋只能纳币求和？"老师支吾其词，他却在心中暗暗发誓：若有朝一日身登大宝，必当洗刷此耻！
他二十岁登基，接手的是一个"积贫积弱"、每年需向辽夏缴纳岁币以买和平的尴尬王朝。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驾崩，他赵顼在柩前即位。登基大典的礼炮声犹在耳畔，辽国的贺使便已抵达汴京——名为贺新君登基，实为催缴岁币。那使臣傲慢的态度，那"南朝"的称呼，像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