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光抽在他年轻的脸上。他强忍怒火，在紫宸殿设宴款待，席间却食不知味。回到福宁殿，他对着太祖太宗的画像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子孙不肖，使祖宗蒙羞，臣罪当诛！"
他痛心疾首，立志要洗刷数世边耻，再造盛世宏图。
为了这个理想，他不畏人言，不惧祖制，将身家性命与帝国未来全部押在了王安石的变法之上。
熙宁二年二月，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总机关。消息传出，朝野大哗。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他勃然大怒，将吕诲贬出京城。参知政事唐介与他争辩，气得当场发病而死。他不为所动，他知道，变法非铁腕不可行，非流血不可成。
熙宁变法、元丰改制，他苦心经营了整整十八个春秋。
这十八年里，他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匠人，试图修补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均输法平抑物价，青苗法抑制兼并，农田水利法开垦荒地，免役法减轻徭役，市易法打击垄断，方田均税法清丈田亩——他试图用"理财"来充盈国库；保甲法训练民兵，保马法蓄养战马，将兵法改革军制，军器监改良兵器——他试图用"整军"来强固边防；改革科举，整顿太学，编纂《三经新义》——他试图用"育才"来为变法储备人才。
元丰年间，他又亲自主持官制改革，仿照《唐六典》厘定职官，废除使职差遣，恢复三省六部的正规体制。这是他政治成熟的标志，他不再完全依赖王安石，而是试图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运转高效的行政体系。
他试图用"理财"来充盈国库，用"整军"来强固边防，用"改制"来集中皇权。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却并非总是顺着理想者的轨迹。
他太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太高估了帝国的承受力，也太低估了保守派的反弹。新法在执行中走了样——青苗法变成了强制摊派，保甲法变成了扰民工具，市易法变成了官府与民争利。他派去地方的提点刑狱、提举常平，有多少是真心为国，又有多少是借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他不得而知，或者说，他不愿深究。他太需要钱了，需要钱养兵，需要钱打仗，需要钱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变法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新旧党争撕裂了朝堂。
士大夫阶层，这个大宋立国的根基，被他硬生生劈成了两半。一边是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确等新党，主张变法图强；一边是司马光、文彦博、富弼、苏轼等旧党，主张守成维稳。两党之争，从最初的政见分歧，演变为意气之争、权力之争、生死之争。他试图调和，却越调越裂；他试图压制，却越压越反弹。
将帅失和贻误了战机，加之天灾人祸不断，这位帝王的强国梦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五路伐夏，本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灭国之战，却因将帅不和、配合失当而功败垂成。种谔与李宪争功，高遵裕与刘昌祚掣肘，各路大军或进或退，如同一盘散沙。灵州之败，永乐城之溃，不是宋军不能战，而是将帅不能和——而这将帅失和的根源，又何尝不是他赵顼用人多疑、急于建功所致？
当毕生追求的强国理想彻底破灭，满腔抱负化为泡影，这位一生为国操劳的帝王，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到了人生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