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的。红血丝从眼角蔓延到瞳孔边缘，像一张细密的网。但她的嘴角是弯的。弯得像一道月牙，弯得像三十一年前她在民政局门口的那个笑容，弯得像她第一次抱着儿子的那个笑容。
“亲我老婆，怎么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钉进木头里，一下，又一下。
李明远笑了。
他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后又摊开的纸。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眼泪——至少他不承认那是眼泪。他说是眼镜片反光。他说是灯光。他说是风吹的。他说了很多理由，没有一个是真的。
“走了。”
他转身。
转身的动作很快很坚定，他的背比三年前更驼了，冲锋衣穿在身上有点空荡荡的，肩膀那里垮着，像衣架不够宽撑不起来。他的脚步很快，快到陈雨要小跑才能跟上。
走了几步。
然后他停下来。
转过身。
大厅的灯光在他身后，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影子从地砖上铺过去，铺过那些行李箱的轮子，铺过那些贴着红色标签的拉杆，铺过那些沾着雪水和泥印的鞋底，一直铺到王淑芬的脚边。
他朝她挥了挥手。
手举得很高，举过头顶，像在很远很远的距离外打招呼。其实他们之间只隔了十几米。十几米，走回去只要十几步。但他没有再走回去。他只是站在那里，举着手，嘴唇动了一下。
她没听清他说了什么。
大厅太吵了。广播在播登机通知，有人在喊“快点快点”，行李箱的轮子在地上滚，一个孩子在大哭。所有这些声音加在一起，把他说的话淹没了。
但她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两个字。
等我。
然后他转身，消失在登机口的方向。
王淑芬站在原地。
她没有追上去。没有喊他的名字。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像一根钉在地上的路标。人群从她身边流过，拖着行李箱，挎着背包，抹着眼泪。她一动不动。
站了很久。
久到大厅里的人换了一拨。久到广播里念完了所有乘客的名字。久到保洁员推着洗地机从她身边经过，洗地机的水渍在地面上画出一道弧形的湿痕，湿痕慢慢干了，变成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印子。
她还在那里。
红色的羽绒服在灰白色的大厅里，很显眼。
像一团火。
像一座灯塔。
像一个在风雪夜里亮着灯的窗口。
武汉。
飞机降落的时候，李明远透过舷窗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轮廓。
从万米高空看下去，武汉像一个巨大的棋盘。长江和汉江是棋盘上最粗的两道线，把城市切成三块。桥是细一些的线，跨过江面，把被切开的部分重新缝合起来。房子是棋盘上的棋子，密密麻麻的，灰色的白色的红色的，排成没有尽头的队列。
但他看到的不是这些。
他看到的是一座被按了暂停键的城市。
天河机场的跑道上停满了飞机。一架挨着一架，翅膀几乎碰到翅膀。那些飞机涂着各家航空公司的标志——红色的是南航，蓝色的是海航，绿色的是川航，白色的是厦航。它们肩并肩停在那里，像一排睡着了的大鸟。有的飞机的发动机上罩着黑色的防雨布，布上积了雨水，反射着灰色的天光。有的飞机的舱门开着，舷梯没有收，像一只鸟半张着嘴。
没有一架在动。
航站楼里没有人。
不是人少，是没有人。自动步道空转着，橡胶履带一圈一圈地循环，发出单调的摩擦声。值机柜台的屏幕全黑着，上面贴着一张A4纸，写着“暂停服务”四个字。行李转盘静止不动，上面躺着一只没有人认领的红色行李箱，箱子上系着一条黄色的丝带。丝带的一端垂下来，在空调的风里轻轻晃动。
只有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白色的防护服从头裹到脚，拉链从下巴拉到脚踝，接缝处用胶带封死。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不清，防溅面屏反着光，把他们的脸变成一块一块的白色亮斑。他们在大厅里移动，像一群白色的幽灵。不说话。不交流。只有鞋套摩擦地面的声音，沙沙沙的，像秋天的树叶落在地上。
李明远走在队伍最前面。
他们的行李箱在转盘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鱼。有人弯腰去拎，拎不动——防护服不透气，弯个腰都费劲。有人蹲下去拉拉链，蹲下去就站不起来，要扶着转盘的边缘才能稳住。
出了航站楼，大巴在等他们。
车是那种旅游大巴，车身是白色的，侧面印着一行蓝色的字——“武汉公交集团”。司机戴着两层口罩，手上戴着橡胶手套。他看到李明远上车，点了一下头。隔着护目镜，李明远看不清他的眼神。但那个点头的动作，很慢，很深，像是在鞠一个看不见的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