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动了。
窗外的武汉，像一座空城。
街道是空的。双向六车道的马路，从前应该堵得水泄不通，现在一辆车都没有。红绿灯还在不知疲倦地变换颜色，红灯、绿灯、黄灯，按照设定好的节奏循环。没有车看它们。没有人等它们。它们只是亮着，暗下去，再亮起来，像一个被遗忘的演员在空无一人的剧场里对着幕布表演。
店铺全关了。卷帘门拉到底，像一道一道紧闭的眼皮。门上的春联还是新的，红色的纸上写着黑色的字——“迎春接福”“恭喜发财”。有一个店铺的卷帘门上贴着一张A4纸，纸的四边用透明胶带粘着。纸上写着四个字：武汉加油。字是用记号笔写的，墨迹洇开了，像一滴墨落进水里。
偶尔能看到一两个人。
戴着口罩。低着头。走得很快。手上提着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盒药或者几袋方便面。他们从马路这边走到那边，身影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很小，很小，像一张巨大的白纸上滴落的几滴墨点。有一个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袋米。米袋很重，自行车往一边歪，他用力扶着车把，一步一步地走。口罩戴得不太严实，露出一截鼻梁。他的鼻梁很高，像一道山脊。
李明远看着那个老人，直到大巴拐过街角，老人消失在视野里。
坐在他旁边的陈雨也在看窗外。她的手指按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是冰的，她的指腹在上面留下一个小小的雾印。她用指尖在雾印上画了一个笑脸。两笔弯的，代表眼睛。一笔更弯的，代表嘴巴。画完之后她看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掌把笑脸擦掉了。
玻璃上只剩下一片模糊的水痕。
“李主任。”她说，眼睛还看着窗外。
“嗯？”
“我有点怕。”
李明远没说话。他看着自己映在车窗上的脸。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把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一个老人的轮廓。颧骨很高，脸颊凹下去，像两片被风吹皱的水面。
“不是怕死。”陈雨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大巴发动机的声音盖过。“是怕——”
她没说完。
但李明远知道她想说什么。跟王淑芬说的一样。跟所有人说的一样。是怕来不及。怕来不及把话说出口，怕来不及等一个人回来，怕来不及看着孩子长大，怕来不及把冰箱里的剩菜吃完，怕来不及在春天的早晨去早市买一把还带着露水的青菜。
“怕是对的。”他说。
陈雨转过头看着他。
“怕的人才会小心。放心，只要咱们这个团队在一起，一定会让患者安康，大家平安。”他的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听得很清楚。他没说“别怕”。没说你不会有事的。没骗她。三十一年的从医生涯教会他一件事——不要跟病人说“没事”，要说“我会尽力的”。前一句是谎话，后一句是承诺。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不知道那些还没见到面的病人会怎样。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三十个人全部带回去。不知道的事情，他不说。
但他知道一件事。
他会尽力的。
驻地是一家快捷酒店。离医院步行十分钟的距离。酒店的大堂里堆满了物资——成箱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消毒液，垒得像一面墙。墙的最上面放着一盆绿萝，不知道是谁放的。绿萝的叶子蔫蔫的，边缘有一点发黄，但还活着。在这座被按了暂停键的城市里，在这座被防护服和消毒水味道填满的酒店大堂里，它还在长。
李明远放下行李，与武汉医疗系统领导对接后，他没有休息。没有打开行李箱把衣服挂起来。没有给手机充电。没有坐下来喘一口气。他做了一件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先去了对口支援医院。
坐上了医院安排的轿车。司机戴着两层口罩。蓝色的医用外科口罩在外面，白色的N95在里面。口罩的金属条压在鼻梁上，压得很紧，鼻梁两侧的皮肤被勒出两道红印。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李明远，看了好几秒。然后他发动了车。一路上两个人都不说话。收音机里在放一首老歌，女声沙沙的，唱的是什么听不太清。车窗外的街道还是空的。路过一个公交站的时候，李明远看到站台上站着一个人。一个中年女人，戴着口罩，手里举着一块纸板。纸板上写着字，车开得太快，他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只看到最后三个字——“谢谢您”。
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司机充满疲惫的声音传了过来，“谢谢你医生，感谢你们来帮助我们。”
走进医院门厅看到一个巨大的鱼缸。
这是李明远走进来注意到的第一件东西。不是预检分诊台，不是地上贴着的“一米线”标识，不是墙上挂着的疫情防控流程图，不是空气里弥漫的消毒水味道。
是那个鱼缸。
鱼缸很高，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里面养着一群红色的鹦鹉鱼。鱼缸的灯还亮着，蓝白色的光照在水里，把那些红色的鱼照得格外鲜艳。鱼在游。它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