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里回荡，撞上大理石墙壁又弹回来，变得含混不清，像是一个人嘴里含着水在说话。
人群动了一下。像一潭死水里忽然投进了一颗石子。
哭声大了一些。笑声停了一些。打电话的那个男医生把手机翻过来，又看了照片一眼，然后关机了。他关机的动作很慢，拇指按在电源键上，按了很久，久到屏幕上的关机动画转了两圈才熄灭。屏幕黑了，他把它塞进背包最里面的夹层里，拉上拉链。拉链的声音很细，被大厅的嘈杂吞没了。
李明远在人群中寻找一个身影。
他找得很慢。从左边看到右边，从远处看到近处，像在扫描一张X光片。他看到陈雨的丈夫——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麻醉医生，站在人群最外面，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盒方便面和一瓶老干妈。他看到自拍的那个男医生——他姓赵，是呼吸科的副主任，正在给妻子擦眼泪。他看到感染科的护士——她的母亲站在她面前，两只手捧着她的脸，一遍一遍地摸，像是要把女儿的脸刻进掌心里。
然后他看到了王淑芬。
她站在大厅的玻璃门外。
隔着那道玻璃门，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那件羽绒服是他四年前给她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松花江冻得比往年厚，她穿着旧羽绒服去上班，回来跟他说拉链坏了。他去商场给她买了一件新的，红色的。售货员说今年流行这个颜色，他就买了。拿回家她一看就皱眉头——“大红大绿的，像村姑”。她把衣服挂在柜子里，标签都没剪。第二年冬天他问她怎么不穿，她说太艳了。第三年冬天他又问，她说等过年。第四年冬天——就是今年——她穿了。
红得像一团火。
在这座灰白色的大厅里，在那些穿黑色、藏蓝色、深棕色冬衣的人群里，她的红色羽绒服像一根点燃的火柴。像一座灯塔。像一个在风雪夜里亮着灯的窗口。
李明远朝她走过去。
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不是让路，是他们的目光跟着他一起移动。那些含着泪的眼睛，那些强撑着的笑脸，那些握紧的拳头和松开的手指，都跟着他一起，看向玻璃门外的红色身影。
门是自动门。他走近的时候，门开了。冷风从外面灌进来，裹着雪粒和汽车尾气的味道。他的眼镜片上立刻蒙了一层雾气，他看不清她的脸。
“淑芬。”
“嗯。”
“我走了。”
“嗯。”
“你照顾好自己。按时吃药，别熬夜。”
“你也是。”
“孙子那边——”
“有我呢。”
“爸妈那边——”
“放心吧。”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手里还攥着那个药瓶，瓶身被他握得温热了。他把药瓶放进冲锋衣内侧的口袋里，拉上拉链，又按了一下，确认拉链拉好了。
“还有——”
“还有什么？”
他看着她的眼睛。隔着眼镜片上的雾气，她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不是泪光。是一种他说不出名字的东西。那种东西他在儿子出生那天见过——护士把儿子抱到她怀里，她低头看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眼睛里就是这个光。他在她查出甲状腺结节那天见过——医生说是良性的，她放下检查报告，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也是这个光。他在三十一年前见过——民政局门口，她穿着红毛衣，头发刚烫过，卷卷的，风一吹就乱。她说“走吧”，眼睛里就是这个光。
“还有什么？”她又问了一遍。
他没有回答。
他往前走了一步。然后他做了一件他三十一年都没做过的事——至少在公共场合没做过。
他弯下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
她的脸是凉的。被风吹了一路，皮肤上还残留着冬天的温度。她的脸颊上有一小块粗糙的地方——是冻疮。每年冬天都犯，抹什么药都不管用。他亲到那块冻疮的时候，嘴唇上传来微微的凸起感，像亲吻一小片砂纸。
大厅里安静了一秒。
然后——
“李主任，你亲老婆了！”
是陈雨喊的。她的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剪刀剪开了大厅里沉闷的空气。她喊完之后自己先笑了，笑得弯下了腰，眼泪从眼眶里甩出来，不知道是笑出来的还是哭出来的。
有人跟着笑了。有人鼓掌。有人吹了一声口哨。那些哭声、笑声、掌声、口哨声搅在一起，在大厅高高的穹顶下盘旋，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鸟。
李明远的脸红了。
他今年五十七岁，头发白了大半，心脏里装着一根支架，是一个七岁孩子的爷爷。此刻他站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里，脸红了。红从脖子根漫上来，漫过下巴，漫过脸颊，漫过耳朵尖。他低下头，摸了摸被亲过的脸颊，像是那里还留着温度。
“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她小声说。声音小得只有他能听见。
王淑芬瞪了他一眼。
眼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