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后，他们跟着溃兵往北撤。
那些溃兵里有清军，也有逃难的百姓。大家挤在一起，往义州的方向走。没有吃的，没有水，没有药品。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等着追兵来。
林墨卿和威廉一直在写。他们写溃兵的绝望，写百姓的苦难，写那些死在路上的人。他们知道这些文字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但他们还是要写。
第九天，他们终于到了义州。那是朝鲜和中国交界的地方，鸭绿江就在前面。只要过了江，就是中国的土地了。
但日军也在追。他们到达义州的时候，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城外。
“必须马上过江！”朴说，“再晚就来不及了！”
他们跟着人群涌向江边。江上有几艘小船，但远远不够。人们争着抢着往船上爬，有人掉进水里，有人被挤下船，有人在岸上绝望地哭喊。
林墨卿站在岸边，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睛红了，手在发抖，但他还在写。他要把这一切都记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
威廉抓住他的胳膊：“林，该走了！”
林墨卿点点头，收起笔记本，跟着威廉上了一艘小船。船很小，挤满了人，随时都可能翻。但没人敢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听着岸上的枪声越来越近。
小船缓缓驶向对岸。林墨卿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义州城里升起了浓烟，看见日军的旗帜在城头飘扬，看见那些没能上船的人，在岸边绝望地挥手。
他闭上眼睛。
那一幕，他记了一辈子。
九
一八九四年十月，林墨卿和威廉到达旅顺。
那是清军在辽东半岛最重要的要塞，也是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他们到达的时候，城里已经挤满了从朝鲜和辽东各地逃来的难民。街道上到处是帐篷，到处是哭声，到处是饥饿和绝望。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十一月二十一日，日军攻陷旅顺。
林墨卿和威廉当时正在城外的山上，目睹了这场战斗。日军的炮火比平壤更加猛烈，城墙一段一段地塌下来，守军一片一片地倒下。太阳落山的时候，城墙上飘起了日本的太阳旗。
“结束了，”威廉说，“旅顺失守了。”
林墨卿摇摇头：“这才刚刚开始。”
他见过太多战争，知道攻城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些冲进城里的士兵，会像野兽一样，杀光他们看见的一切。
十
他们等了三天，才敢进城。
那三天里，他们听见城里传来的枪声一直没有停过。偶尔有逃出来的人，浑身是血，眼神空洞，嘴里喃喃自语：“都死了……都死了……”
第三天，枪声终于停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城。
林墨卿这辈子见过很多惨状，但旅顺的景象，让他当场吐了出来。
街道上堆满了尸体。不是一具两具，是成百上千具。男人的，女人的，孩子的，老人的，穿军装的，穿百姓衣服的，全都混在一起，血把街道染成了黑色。有的尸体被砍成了几截，有的被刺刀捅成了蜂窝，有的被烧成了焦炭。
他们往里走，看见更惨的景象。有一户人家，门口躺着父亲的尸体，院子里是母亲的尸体，屋里是三个孩子的尸体，最大的不过七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他们抱在一起，被刺刀捅穿了。
有一个小巷，巷子里堆满了人头。全是女人的头，有的还睁着眼睛，有的还张着嘴，像在喊叫。
有一座庙里，挤满了躲进去的百姓。日本兵放了一把火，把所有人都烧死了。庙的墙上全是被烧焦的手印，那是他们在临死前想爬出去留下的。
林墨卿一边走一边记，但他的笔一直在抖，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连他自己都认不清。威廉也在记，但他的眼睛始终看着那些尸体，一言不发。
他们走到城中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西方人，三十来岁，穿着破旧的大衣，手里拿着一个速写本，正蹲在地上画着什么。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露出一张疲惫的脸。
“威廉·克莱尔？”那人站起来，盯着威廉看了几秒钟，“《泰晤士报》的威廉·克莱尔？”
威廉也愣住了：“你是……”
“阿尔弗雷德·维泽特利，”那人说，“弗兰克的堂弟。《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
十一
阿尔弗雷德·维泽特利今年三十二岁，是弗兰克·维泽特利的堂弟。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战地记者的堂兄，后来听说他死在苏丹，死在喀土穆，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速写本。
那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原本是个画风景画的画家，在伦敦的画廊里小有名气。但弗兰克的死让他明白，画画不只能画风景，还能画那些更重要的事。他开始学习新闻画，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最后成了一名战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