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香港方面发来的密电里，甚至已经用了“殉职”两个字。
“你确定是他？”陈明月问。
“发报手法。节奏比标准慢一拍，尾音拖得特别长——像抽烟的人弹烟灰，舍不得弹干净。”林默涵重新戴上耳机，手指搭在电键上却没有按下去，“是他。他以前教我的时候就是这个手法，改不了。每个老报务员都有自己的习惯，跟笔迹一样，改不了。可是他在公共频率上呼叫，用的是明码，只发三个字——‘海燕，在吗’。连续发了——”他看了一眼发报机上自制的计数器，那是他用旧钟表零件拼出来的，“连续发了一百二十多次。每隔三十分钟发一次，已经发了整整四天。”
陈明月倒吸了一口凉气。在公共频率上用明码呼叫一个潜伏特工的代号，这等于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放信号弹。军情局的监听站二十四小时值班，这个信号不可能没有被截获。“是个陷阱？魏正宏抓了老渔夫，用他的发报手法引我们上钩？”
“不是陷阱。”林默涵的声音很笃定，“如果是陷阱，不会用明码。魏正宏如果抓了老渔夫，会用密码呼叫，模拟正常的通讯流程引我回复。明码广播，等于告诉全世界‘老渔夫在这里’，等于告诉军情局‘来抓我’。这不是钓鱼，是——”他顿住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是求救。他知道军情局已经锁定了他的大致位置，逃不掉了。他在赌，赌军情局赶到之前，海燕能先听到他的信号。”
窗外的烟花声渐渐稀落了，雨还在下，比刚才更大了。陈明月忽然觉得冷——那种冷不是雨水带来的，是从脊柱底部升起来的一种寒意。老渔夫在某个地方，带着一台发报机，在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的时候，一遍一遍地敲着“海燕，在吗”。四天。他在那里坐了多久？有没有吃过东西？有没有睡过觉？他是不是也在某个漏雨的阁楼里，手指痉挛地按着电键，面前摊着一张磨损的照片？她的眼眶忽然就热了。
“你要回复他。”陈明月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回复他就等于告诉军情局，海燕也存在，海燕也在高雄，就在老渔夫信号覆盖的范围内。他们会把整个高雄港翻过来。”林默涵的手指在电键上轻轻摩挲，那道被磨出的凹槽在指尖下微微发烫，“不回复——老渔夫撑不过今晚。他的信号越来越弱了，最后一次呼叫比第一次弱了将近一半。说明他的电池快没电了，或者他在不断移动位置躲避追捕，天线架不高。”他转过头看着陈明月，窗外闪电划过，照亮了他眼底那道挣扎的裂缝，“明月，按纪律我不能回复。暴露的潜伏人员必须自行切断联系，这是铁律。但是——”
“但是他是老渔夫。”陈明月接过他的话，声音很轻，却像钉子一样钉在地板上，“他教过你发报。是他去码头接的你，把你的身份文件交到你手上。你的第一台发报机是他从军情局的眼皮子底下运进来的，为了那台机器，他唯一的助手死在爱河码头。这些年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一次联络，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候——上次高雄全城戒严，他冒着被查的风险给你送备用密码本，用的是他死去儿子的身份掩护，他说那个身份还能用一次。”她抓住林默涵的手，不是十指交扣的那种温柔握法，而是情报员之间那种硬碰硬的、掌心贴掌心的握手，像是在传递某种比语言更沉重的东西，“回他。纪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老渔夫死在今晚，你这辈子发的每一条情报里都会有他的血。你受得了吗？”
林默涵低头看着两人交握的手。她的手很小，骨节分明，比他记忆中粗糙了——来台湾之前她是个连碗都没洗过的进步女学生，两年潜伏生涯让她的手学会了拆装发报机、配置密写药水、在危急时刻握紧手枪。那只曾经只会翻书的手，现在攥着一个情报员的全部力量。他的手指慢慢收拢，扣住她的手背，轻轻捏了一下。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他说，“你都要把今晚的事写进报告里。就说是我林默涵一意孤行，是海燕违反纪律擅自回复暴露频率。跟陈明月同志无关。”
陈明月看着他，眼睛里的光闪了一下，但她没有争辩。情报员之间的默契就是——不争辩，不废话，不在生死关头浪费时间表达感情。她松开手，转身走到阁楼角落，从一堆杂物中翻出备用电池组，开始熟练地拆装接线。她的手指在电线和铜片之间飞舞，动作比任何熟练的机械师都精准。
林默涵重新戴好耳机，手指按在电键上。他深吸一口气，那一口气里裹着凉透的雨水味、咸鱼干的腥气、以及两个月饼残留的莲蓉甜香。然后他开始敲击。嗒嗒——嗒——嗒嗒嗒——不是密码，不是暗语。是四个汉字。“海——燕——在——此。”
陈明月接好电池，站到他身后，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她的手是凉的，但掌心贴着衬衫的那一小片地方，比发报机变压器更烫。发报机上的指示灯闪烁了两下，然后——嗒——嗒嗒嗒——嗒——耳机里传来熟悉的节奏。慢一拍。尾音拖得长长的。
老渔夫回信了。没有密文，也是明码。两个字：“走吧。”林默涵的手指悬在电键上方，看着指示灯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