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脖子，但掌心是温热的，隔着衬衫，能感觉到她掌心里那道以前帮他拆装电台时留下的旧茧。那种触感让他想起很多年前，妻子也是这样把手放在他肩上，说“没事的”。说“会好的”。说“我等你”。
“林默涵。”陈明月叫了他的真名。
这是她第二次叫他的真名。第一次是在新婚之夜，他在地板上画楚河汉界，她隔着那条线说“林默涵同志，你放心，我不会越界”。那条粉笔线第二天就被他擦掉了，不是因为她越界，是因为他觉得那条线太蠢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敌人的孤岛上假扮夫妻，楚河汉界能挡住什么？挡不住搜捕，挡不住子弹，挡不住一个人在发报机前待到天亮时，另一个人端来一碗热粥。
“林默涵，”她又叫了一遍，声音很轻，像是在念一个很久没有念过的名字，怕念重了会碎，“晓棠会等到你回家的。我们都会等到那一天。”
林默涵转过身来，看着她。她已经把湿透的外套脱了，露出里面那件藏青色的旗袍。旗袍的领口别着一枚胸针，是海燕的形状，铜质的，翅膀微微张开，像是在风里飞。那是他送给她的新年礼物，用一枚旧铜钱打磨的，磨了整整一个晚上。
“你哭了。”陈明月说。
林默涵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湿的。不是雨水，是眼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也分不清淌了多久。他只记得上一次哭，是在南京看守所门口，被太阳刺的。这一次没有太阳，没有借口了。
“没事。”他说，声音沙哑得几乎不像是自己的，他挣开她的手，转回身去，一拳狠狠捶在桌面上，指节撞得生疼，“你说得对。我累了。不是身体累，是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里面有个东西一直在响，像发报机一样，嗒嗒嗒，停不下来。我关不掉它。”
陈明月走过去，轻轻关掉桌上的台灯。阁楼陷入一片浓稠的黑暗，只剩下窗缝里透进来的一线街灯光。
“关不掉就别关了。让它响着。只要它还在响，就证明你还活着。”她在黑暗中握住他的手，手指交叉进他的指缝，那只发报的手，痉挛还没有完全消退的食指，被她攥紧，“活着就有希望。这句话不是对你说，是对我。你死了，我的任务就失败了。我在这里唯一的工作，就是让你活着。”
林默涵没有回答。他把那只被她握住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在她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嗒——嗒。不是密码，不是暗号。他在说，知道了。
窗外忽然传来一声脆响。一束烟花不知道从哪里升起来，在高雄港的上空炸开，金色的光穿过雨幕，照亮了整片低垂的云层，把天撕开一道缝隙。有人在喊“中秋快乐”。雨水和硫磺的气味同时灌进屋里，那两枚月饼还搁在发报机旁，安静地搁着，像两个小小的月亮。
林默涵低头看着它们，很久没有动。然后他伸出手，把其中一个月饼掰成两半，一半递给陈明月，一半留给自己。
“月饼不能不吃。”他说，声音还在抖，但已经稳了许多，“吃完了，我还有一组坐标要发。”
陈明月接过半块月饼，咬了一口。月饼是莲蓉的，甜得发腻，被雨水泡过的饼皮黏在牙上，口感并不好。但她觉得这是她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窗外的烟花还在响，一道接一道，红的绿的，像是有人在天上写字。林默涵吃完最后一口，把手擦干净，重新戴上耳机，按下开关。耳机里只有平稳的电流声。那个监听的信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
他扣上电键的瞬间，陈明月看见他的眼神忽然变了，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攫住。耳机里，那个频率上，有人在呼叫。不是大陆的回复，也不是军情局的监听。是一个陌生的信号，极弱，发报手法很特殊——电键敲击的间隔比标准节奏慢了整整一拍，像是受伤的老人在咬牙坚持。林默涵听了很久，脸色渐渐发白。他将电键缓缓推到一边，摘下耳机，对陈明月说了一个字：“找。”
“什么？”
“他在找海燕。”林默涵盯着发报机面板上那个微微跳动的指针，声音沉得像灌了铅，“老渔夫。三个月前他在撤离时被迫切断联系，组织默认他已经牺牲。但他没有。他一直在呼叫，等海燕回应。”
窗外，又一道烟花炸开，照亮了高雄港灰暗的海面，也照亮了阁楼墙上那幅手绘的舰艇分布图。“中山号”的位置被红笔圈过三遍，在忽明忽暗的光里，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陈明月低下头，重新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那只手。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沉默着并排坐在那里。那只手是冷的，但已经不抖了。
“老渔夫。”林默涵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被窗外的雨声盖过，又像是怕这三个字本身就带着太大的重量，说出来会把人压垮，“他还活着。”
陈明月的手僵住了。她当然知道老渔夫是谁——林默涵的上线，高雄地下情报网的缔造者，一个在她还没来台湾之前就已经在这座孤岛上独自潜伏了七年的老情报员。三个月前，老渔夫在传递“台风计划”首批情报时被军情局盯上，撤离途中与组织失去联系。组织默认他已经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