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阵呆。完了吗？也许。也许这个频率偏差已经足够让监听站锁定他的大致位置。也许明天的军情局会带着更强的监听设备，在高雄港附近拉网排查。但情报已经发出去了，四天后出港的“中山号”将准时出现在大陆雷达的监视屏上。至于他自己——明天的事，留给明天。
他把照片放回铁皮盒子，关上抽屉，锁好。锁头咔嗒一声合上，像一声微弱的叹息。雨终于落下来了。噼里啪啦地砸在屋顶上，顺着瓦缝渗下来，滴在阁楼的地板上，滴在发报机上，滴在那碟冷却的烟灰上。窗户没关，雨水从老虎窗灌进来，打湿了咸鱼干，打湿了藏在咸鱼肚子里的天线。
他没有去关窗。他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把密码本从暗格里重新取了出来。不是要发报，而是要销毁。密码本只剩最后三页，没有新密码本补充，这三页用完就是废纸。按照纪律，废纸必须销毁，不能让敌人拿到一个字。他的手指慢慢摩挲着那三页纸的边缘，纸张已经被翻得起了毛，有些地方被汗渍洇得模糊了。每一个密码组，他都记得——不是记在纸上，是记在脑子里。七十组，全部背下来了。这是情报员的基本功，也是情报员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密码还在脑子里，敌人永远拿不到。
他划了一根火柴。火柴头在潮湿的空气里嘶嘶地响，跳了几下才燃起来。火苗映在他脸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扭曲而巨大。第一页纸烧起来了，火舌卷着纸张，舔舐着他手指的倒影。第二页。他忽然觉得这火像极了五年前的南京秋天。1947年他在南京被捕，审讯室里只有一盏灯，审讯官坐在灯后，看不清脸，只听见声音：“你不说，明天你的照片就会出现在你女儿的襁褓里。”当时他笑了，心想，我连襁褓长什么样都忘了。可他没忘。后来他被释放了，证据不足。走出看守所的时候太阳很大，他站在看守所门口，忽然蹲下来哭了，是因为阳光太刺眼，不是因为别的。他这么对自己说。直到几年后他才知道，女儿在他被捕期间发了一场高烧，差点没救过来，妻子跪在医院走廊里，把家里最后一只镯子塞给了药房的人。这些事没有人告诉他，是他后来自己打听到的。他知道的时候，女儿已经两岁了，会说“爸爸”两个字了，但他没听过。
第三页密码在火盆里蜷曲，化作灰烬。火灭了，只剩下一缕青烟，呛得他眼眶发酸。阁楼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暴雨声，和偶尔从门缝里漏进来的、伙计们分月饼的笑声。笑声很轻，很快被雨声盖过，像石沉大海。
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1934年的秋天，他八岁。那年家乡大旱，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父亲带着他和妹妹逃荒到省城投奔亲戚。走到半路，妹妹饿得走不动了，父亲把她放在一棵槐树下，说哥哥去给你找吃的，你在这里等着。等他和父亲揣着讨来的半块红薯回到槐树下，树还在，妹妹不见了。他找了整条街，喊哑了嗓子，妹妹像一滴水蒸发在烈日下。从那天起他就知道，有些东西，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后来他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什么宏大的理想，只是因为有一天在部队里，他看到一个女兵给村里的孩子发馒头。那个女兵蹲下来，用袖子擦孩子的脸，笑起来的眼睛像极了他妹妹。他想，如果能守住这个笑容，这辈子也不算白活。这些年他用过许多化名，编造过数不清的掩护经历，沈墨只是其中之一——一个福建侨商，读过早稻田，死了父母，无牵无挂。他每天把这个人的表情挂在脸上，从早到晚，像戴着一张精致的面具。偶尔半夜醒来，忽然听到自己用沈墨的语气说了一句梦话，后背全是冷汗。
门开了。
不是楼下的大门，是阁楼的门。陈明月站在门口，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发梢上的雨水顺着脖颈流进领口。她手里提着一双高跟鞋，赤着脚站在门槛上，脚趾冻得发白。她的脸上分不清哪些是雨水哪些是别的什么，但那双眼睛是红的，红得像是刚从一场倾盆大雨里走出来，而那场雨不只是在外面。
“你怎么回来了？”林默涵霍地站起来，声音里带着一种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颤抖——不是害怕，而是某种被撕开的东西，“你不是应该在台北——苏曼卿那边出事了？”
“没有。江一苇的消息送到了，苏曼卿说明天就转出去。”陈明月走进阁楼，把高跟鞋放在地上，赤脚踩在木地板上，走到他面前。她没有看发报机，没有看烧毁的密码纸，没有看墙上那幅用铅笔画的舰艇分布图。她只看着他。
“你别说话。”她说。
林默涵闭上了嘴。陈明月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两个月饼，被雨水泡得有些软了，饼皮上的花纹已经模糊，但还能看出是蛋黄莲蓉的。她把月饼放在发报机旁边，说：“苏曼卿让我带给你的。她说中秋可以不吃月饼，但情报员不能不睡。你已经多少天没睡了？”
林默涵没有回答。他看着那两个被雨水泡软的月饼，忽然觉得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怎么压都压不住。他转过头去，假装整理发报机的旋钮，把后脑勺对着她。她的手轻轻按在他的肩上，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停在那里。被雨水浸透的袖口冰凉地贴着